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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牌考释：目的与方法 　　摘 要：曲牌是我国传统音乐中一种独特的乐曲形式。有关曲牌的起源及界定的表述，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本文从曲牌考释的目的论及曲牌的定义表述、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す丶?词：曲牌；界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ぶ型挤掷嗪牛?J 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07）04-0002-06 　　 　　曲牌，亦称曲牌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一种独特乐曲形式。 　　多年来，我在对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中，接触到许多许多的曲牌。这些曲牌，像一个个精灵，以不变应万变，衍生出丰富多彩的传统的、现代的音乐作品，在全国各地的戏曲音乐、曲艺音乐及民歌、器乐曲创作中尤为多见。 　　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总想一探究竟， 　　于是有了这本《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对曲牌音乐进行考释研究，我希望通过尽可能扎实的基础研究对曲牌作追本溯源的探寻，努力把握曲牌的音乐结构、主题、题材、风格、体裁变异发展的规律性，找出各种曲牌及其变体的“同”或“异”的血缘关系，在曲牌音乐发生、发展的传播中去窥见曲牌音乐这个精灵千变万化的一些蛛丝马迹，让我们对曲牌音乐的认识更接近曲牌音乐的本质。这便是我撰写这本《传播视野中的曲牌考释》的目的。 　　为达此目的，我在考释中注意的问题，或者说，我的考释方法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的。 　　 　　一、曲牌的界定表达 　　 　　旧时，为了便于演唱（奏）者准备，方便听客点唱或点奏，演出活动的主持者便将一些调名写在木（竹）牌上，故名牌。曲牌之称由此而来。 　　我国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曲牌包括词与曲结合的声乐曲牌和纯音乐的器乐曲牌两大类。?ド?乐曲牌与器乐曲牌的产生，孰先孰后，很难断定。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有的是同胞孪生兄弟姐妹的关系，有的则是各自形成，但又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的关系。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先说声乐曲牌。 　　声乐曲牌历来与词牌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因此在论及声乐曲牌时，还需将曲牌与词牌联系起来谈。 　　对于曲牌与词牌的关系，元、明、清学者燕南芝庵、王世贞、王骥德、刘熙载等人均认为两者是互见的同一体。在元代，词与曲一般是没有区分的。元代戏曲家燕南芝庵在他撰著的《唱论》的第五条中写道：“近世所谓大乐，苏小小［蝶恋花］、邓大千［望海潮］、苏东坡［念奴娇］、辛稼轩［摸鱼子］、晏叔原［鹧鸪天］、柳耆卿［雨淋铃］、吴彦高［春草碧］、朱淑真［生查子］、蔡伯坚［石州慢］、张子野［天仙子］也。”①这里，作者把许多宋代词人的词作都统称为“大乐”。“大乐”即“大曲”，是当时词与音乐的合称。明代文学家王世贞在《曲藻》序中云：“曲者，词之变”。②明代戏曲理论家、作家王骥德在《曲律》之“论调名第三”中指出：“曲之调名，今俗曰‘牌名’，始于汉之［朱鹭］、［石流］、［艾如张］、［巫山高］，梁、陈之［折杨柳］、［梅花落］、［鸡鸣高树巅］、［玉树后庭花］等篇，于是词而为［金荃］、［兰畹］、［花间］、［草堂］诸调，曲而为金、元剧戏诸调。”③这里将曲调称为“牌名”，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曲之调名的牌名作为曲的名称，既包括了词的格式、句式，又包括了旋律、调式及节奏等因素。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艺概》卷四中说：“未有曲时，词即是曲；既有曲时，曲可悟词，苟曲理未明，词亦恐难独善矣。”④他还认为：“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他又进一步指出，“古乐府有曰词者，有曰曲者，其实词即曲之词，曲即词之曲也”⑤，这是对曲牌与词牌的关系做出的最好诠释。 　　在中国文学史和音乐史上，词牌之名要早于曲牌之称，后来常有两者混用的情况。有的人将词牌叫做曲牌，有的人又将曲牌称为词牌，有时彼此竟难分难解，难辨难识。前述王骥德所列的［朱鹭］等“牌名”，就既是词牌名又是曲牌名。这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曲早期多为声乐创作，词都是合乐而唱的歌词，而曲则是可以填词而歌的乐曲。词曲组成了难以分离的一个整体，好似一个硬币的两个面。 　　今人对曲牌与词牌的紧密关系及衍变过程的认识亦多沿袭古人之观点，认为：“最初的词，都是配合音乐来歌唱，有的按词制调，有的依调填词，曲调的名称即词牌，一般根据词的内容而定。后来主要依调填词，曲调和词的内容不一定有联系，而且大多数词已不再配乐歌唱，所以各个调名只作为文学、音韵结构的定式。有些词牌，正名之外另有异名，也有同名异调，一名数体的。”⑥这一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词曲最初是不分家的，或“按词制调”，或“依调填词”；二是指词曲后来发生了变化，主要是“依调填词”，大多数词已不再配乐歌唱。于是词牌（曲牌）产生了同名异调、一名数体的情况。从音乐的角度来看，有些曲牌或词牌在传播中产生了同宗或异宗、同名异曲的变体。 　　曲牌和词牌是何时分家了呢？这就涉及到曲牌起源于何时的问题。对此问题，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