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定性　多观察　多思考.docVIP

少定性　多观察　多思考 　　近一个时期，民族乐队“通俗化”、“时尚化”现象所构成的独特文化景观，随着女子十二乐坊的成功以及红罂粟女子打击乐团、彝人制造、冯晓泉、曾格格等①多个民乐组合的先后出现而达到“高潮”。这种现象被人喻为是对中国传统民乐的“颠覆”举措②，在音乐界引起了极大震动，争议颇多：时尚包装、多元素混合和接近西方流行音乐风格等“颠覆”传统民乐的理念和行为是真正开辟了一条中国民乐的“自救之路”还是“昙花一现”？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为此，笔者就这一现象谈谈自己的看法。 　　 　　传统与时尚 　　 　　我国文化传统与时尚之间的争论可以说贯穿了整个二十世纪，当下又成为音乐文化领域所争论的最主要话题之一。音乐文化界的传统与时尚之间的争论，往往来自传统与之分化或派生出的再生文化之间。如新民歌、新民乐、新视听等等现象。这种“新现象”的出现往往具有以下特征：1.取传统之形式因素或仅以形式中的某一因素为载体，然后加以“现代化”的包装。2.取传统文化的形式，甚至内容，做“时尚化”的翻新（版）表现（如民歌新唱、老歌新唱等）。3.以现代化的审美方式、习惯（多以西方音乐为范本）对传统做出符合今天某种时代特征的阐释与表现（如视听结合、舞美设计等）。 　　那么，传统与时尚之间到底有多远？当代人穿“唐装”是传统还是时尚？传统与时尚之间有无明显的界限？这在多数人看来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亦或两种认识都有。但毋庸讳言的是传统与时尚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因为传统与时尚之间在特定时间、空间的特定条件下具有相互转化的功能，传统可能转化为时尚，时尚又可能成为传统。它取决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关系中人们对某种精神需要程度的大小，并由此来寻找何种负载这一精神内涵的物质载体。而当某一物质载体能够负载人们的这种精神需要时，不论它是传统的或是现代的，时尚便成为它最外显的特征。它既可能是传统的时尚，又可能是现代的时尚。 因为文化一定是从社会属性中产生的，现实的社会生活正是这种转化成为可能的基础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了生活，也就理解了艺术。而当下民族乐队“通俗化”、“时尚化”的现象，正是这种需要的转化。 　　传统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中的历史性结果，它具有相对稳定和丰富的内在文化含量，有着相对稳定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塑造力。而时尚只是某个特定时间、空间人们所具有的一种符合特定时间、空间存在特征的某种精神需要的认识观念，必须依附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才能得以显现。这种观念与审美趣味之间有一定联系，即它可能是对美的追求；也可能不是美的追求。传统具有塑造性和持续力，时尚则具有即时的特征。因为传统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生成与结构过程，结构指传统在特定时间（存在的历史点）、特定空间（存在的社会结构）的一个横断面，我们不能以某个横断面下的静态结构来代替传统在生成过程中的动态变化。 而生成则是指传统在时间中的动态发展过程。每一个传统发展中的历史点都有一个横断面的结构存在。黑格尔认为，人类思想的活动（包括文化思想），“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以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这就是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的根本原因――传统文化的塑造力。“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③ 民族乐队“通俗化”、“时尚化”现象似乎使传统膨胀得让人无法相识，这或许就是其既有赞赏，又遭质疑的原因之一。但不论是赞赏也好，质疑也罢，现实的社会需要这一事实存在是应该得到承认并加以正视的。 　　 　　民族乐队与时代特征 　　 　　关于民族乐队“通俗化”、“时尚化”现象的成因，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民族乐队自身的发展轨迹来看，所谓民族乐队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具有悠久历史积淀性所传承下来的、流传于民间的民族乐队；二是指建国后在传统和民间小乐队基础上，仿照西方交响乐队编制发展起来的新型民族乐队。远的不说，从二十世纪开始，传统民族乐队就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出现变化。从刘天华开创中西结合的道路；到彭修文的移植“模式”；再到新时期（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卿梅静月》（四人组合）、《华韵九芳》（九人组合）、红罂粟女子打击乐团等小型民族室内乐（即第三种模式――田青总结）的兴起，甚至包括“文革”前与期间前卫歌舞团对民族乐队所做的改革等，传统民族乐队始终处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上述变化和发展与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这期间也出现过不同的认识与争论，但这种变化和发展的脚步并未停止。显然，目前这种民族乐队“通俗化”、“时尚化”现象仅着眼于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