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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桂花，香气飘来 　　 　　编者按：黑色喜剧《秀才与刽子手》继湖北宜昌参评第八届中国艺术节并获“文华剧目奖”后，应邀赴深圳、广州、福州、武汉等地演出。在广州演出后的研讨会上，各界专家发言讨论该剧。本期《话剧》摘录其中精彩发言，以飨读者。因篇幅有限，发言略有删节。 　　 　　剧作家 赵寰 　　 　　看了这个戏我觉得很高兴，广州、上海两市各自拿代表作来交流，这个方式很好。我从小看话剧长大，中国话剧100年了，发源地是上海，而且上海一直开风气之先，领时代潮流。我今年八十二岁，十八岁的时候在北京看了上海的话剧《秋海棠》，奠定了我这辈子做话剧的理想。今年在我八十二岁的时候看到来自上海的这个戏（指《秀才与刽子手》），震动也是很大。这一部黑色喜剧，确实是开风气之先，这么演话剧是不多见的，这与编剧留德、导演留日、舞美留法很有关系。他们能把这个戏的核抓住，把1905年皇帝下令取消科举这么一段史实，变成荒诞的话剧，很有意思。最后秀才转型成为屠夫，这一形象一出现，给我震动很大。看了这个戏之后我就失眠了，睡不着，在反复地思考。我觉得编剧和导演真的是有学问。演员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都很棒。北京的话剧是胡同话剧，而海派的话剧则超脱了上海的大都市文化或里弄文化，把各种手段都运用了进来。广州不会出现这样的戏，而上海可以这么写、这么演，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这个戏还不够黑，还不够喜，当然也不能太黑。我看戏的好坏有三个标准：让我笑，让我哭，让我思索。这个戏让我笑了，回家后我哭了。 　　 　　广东省艺术研究所艺术室主任 陈京松 　　 　　这个戏引发了我对话剧样式的思考。现在的观众到剧场里来是娱乐的，不是来接受教育的。《秀才与刽子手》看起来并不沉重，虽然它题材很重大，反映了人们在社会转型期的迷失，但是戏却用了如此独特的样式，有举重若轻之感，夸张的表演，美妙的音乐，看了很愉悦。昨天剧场里有各种各样的观众，但是大家都喜欢这个戏。戏要雅俗共赏，但这很难做到，很多戏雅也不是，俗也不是。《秀才与刽子手》就有雅俗共赏的素质。三位主演我今天见了他们本人都认不出了，一个都对不上号，他们在戏里的表演，又要有幽默、滑稽，又要有戏曲、肢体，把这些融合起来很不容易。我不知道导演用了什么方法训练他们。 　　 　　话剧评论家 黄心武 　　 　　今年是话剧百年，我也读到了很多戏剧的文章，其中有些极端的说法，比如说话剧已经死了。可是《秀才与刽子手》就不属于那种已经死了的话剧。它充分调动了舞蹈、戏曲、音乐的元素，娱乐性很强，但思想又很深刻。我很早就看过这个剧本，当时有点担心，觉得全剧的总体悬念比较弱，没有危机感，向前推进的力度不够，只是在重复剧本一开始的问题――取消科举、废除酷刑后对秀才和刽子手有什么影响。现在导演的处理不是在结局，而是在过程中，对剧本有很大的弥补。但同时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不够黑。娱乐的元素更多地在于表现秀才的迂腐和穷酸，这就削减了黑色因素。我们不是要取笑书生的迂腐，而是要尊重，不能以降低他的智商来表现迂腐。结局中，两个人的状态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化，都向对方靠拢了，但是内在的逻辑性还不是很有说服力。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单世联 　　 　　第一，形式特别好。秀才和刽子手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变动没法吻合，虽然是喜剧，但有很多时事在里面。第二，沈从文写过这样的事情，刽子手行刑改用枪后很无聊，每天还在磨刀，这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是有继承的。第三，我不太喜欢这个戏所传达出来的情绪，知识分子不读书了，极其无聊，其实现在的文人、教授、知识分子没有几个迂腐的，都是人精了，中国一直都有践踏知识分子的传统，我是不喜欢的，如果反映的是现在知识分子的境遇的话，那是悲剧，而不是喜剧。我绝不认为应该把书案放下变成肉案，我觉得这里面缺少温情，这个也是上海文化的复杂性。 　　 　　广东省文艺创作研究所研究员 梁凤莲 　　 　　最近我在翻阅“中国小说屏风系列”，它让人在特定的历史现场里去重新体验。《秀才与刽子手》就让我有这种感觉，不管身处什么年代，帷幕一打开，我立刻就能进入到那种情境里。人偶、面具、戏曲的元素结合得很圆润，没有痕迹，没有造作，浑然一体，像是打磨了很久的戏。看完后我睡不着，心里很难受，愁绪入心。从古到今，人所遭受的际遇都是相似的。我们总是试图突破环境的冷酷和冷漠，来冲击传统的观念，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界限一下子模糊了。究竟谁雅谁俗，在饥饿与饱食面前究竟是谁有道理，都说不清楚，这就是这台戏的力度。生存在迫使你的时候，你怎么办？斯文应该被放在什么位置？人格和尊严应该怎么处置？坚守的底线又在哪里？戏剧假如没有思想内涵和哲学张力的话是不会有高评价的。很多知识分子不仅为五斗米、为权力、为金钱折腰，在时势面前，他们的愿望、良心又该怎么置放？他们的底线又在哪里？有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