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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肩担道义　赤胆著文章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发表题为《学术打假，责无旁贷》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对音乐批评在学术打假中的功能、作用和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从那时起至今，不觉四年过去，而当下音乐学界学术打假的形势如何？从包括网络在内的各种传媒近来揭露出来的一系列案例看，学术腐败现象非但屡禁不止，涉嫌的层次反而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造假的形式和手法也愈益新奇。 　　这种情况说明了两个基本事实： 　　其一，我国音乐学界少数人心态浮躁、急功近利，逃避严肃而艰苦的学术研究，用投机取巧手段制造学术泡沫，企图通过各种造假行为不当获利，在学风和学德方面暴露出致命缺失；特别当这些行为人竟然也是教授或硕士生博士生导师时，其社会影响便更加恶劣。 　　其二，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哪里有形形色色的学术造假行为出现在前，哪里便有健康的学术批评尾随其后；这些学术造假的新现象、新行为、新形式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揭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无不得益于刚性音乐批评的挺身而出和登高一呼，因此，在学术打假战斗中，健康的音乐批评居功至伟。 　　然而也必须指出，事实上，因学风失范、道德失范、人格失范而导致的学术腐败现象已经严重侵入我国学者队伍、教师队伍的肌体，生发出许多癌变症状。相关部门也曾采取一系列措施、出台一些强制性的法律法规，以惩戒相关责任人、警示后来者，并防止、杜绝其蔓延。但极少数人依然置文人操行和自身学术生命于不顾，不断有人奋不顾身、铤而走险、前仆后继，何也？我以为，除去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之外，学术批评刚性不足，批评家在学术打假方面力度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音乐批评自身的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它所关注对象世界的是当下整个音乐理论和实践领域，并以臧否其得失、评价其优劣、判断其真伪作为自身的任务。对于音乐学研究而言，音乐批评是一种促进繁荣、扶正祛邪的社会公器。在现今之音乐学界的学科分野中虽有诸种职业之不同，但音乐批评作为社会公器，却人人皆可得而用之――不论何人于何时何地，只要运用音乐批评的理论与方法揭露学术腐败、张扬学术正气，便是一篇可宝贵的批评文献，便是一位可尊敬的音乐批评家。特别是以音乐学研究为其对象的学术批评，更是必须依靠各分支学科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积极参与的一个批评领域。 　　甚至可以这样说：学术批评是学术腐败的天敌，是音乐学界抵御学术腐败风气侵袭的第一道防线，学术反腐的第一个战场。任何再新奇的造假手段和形式，也只有通过刚性学术批评才得以从某些隐藏的角落里被挖出来、为世人所知，并接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其他一系列法律的行政的惩戒措施方能显示其震慑威力。 　　学术造假行为是在学术研究领域内发生的，因此，学术反腐的利器是学术批评，首要的步骤是通过学术批评，以确凿的论据和充分说理的态度对造假的事实、形式、程度进行分析和揭露。而被批评者首要的任务，同样也是利用学术批评这一利器，就对方列举的事实及所作的分析批评提出自己的辩驳意见，有权在学术性平台上捍卫自己的清白。而广大读者和同行同样也有权利用学术批评的利器对事实本身及双方论辩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有通过这种正常而健康的学术批评才能分清浊、明是非，由此得出的结论才能经受得住事实的检验。 　　由于学术批评肩负着如此光荣而重大的反腐使命，因此，增强其自身的人格刚性和学术刚性，就显得尤为必要而紧迫。 　　话说至此，不禁想起李大钊等人在20世纪初提出的“铁肩担道义，只手著文章”这样的名句来，并略作改造，以“铁肩担道义，赤胆著文章”作为本文标题，意在学术批评领域和批评家中间提倡一种危机感和使命感，面对愈益猖獗的学术腐败，彰显铁肩精神，主动承担起必须承担的道义责任，以无私无畏之赤胆忠魂从事学术打假的神圣事业；不论造假者是教授博导，还是亲友师生，一经发现必加以无情揭露，决不姑息养奸――此即所谓“打假不避亲”是也。往大处说，这是匡扶学术正义、重拾道德人心之必需；往小处说，也是对造假者本人之学术生命的人性关怀。 　　毫无疑问，我们不能苛求学术批评和批评家的反腐批评文本无懈可击，也不能以批评家的个性与文风之是否稳健、遣词用语之是否平和作为衡量其是非曲折的标准，因为一旦如此便在实际上取消了反腐批评。只要这类批评文本所揭露的基本事实站得住，即便态度带有情绪化的偏激、用语有些刻薄，也不必拘于小节而忘了根本。但我们却完全有权利要求这种批评实事求是、出于公心，在其批评文本中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挟私报复、有意设局、匿名陷害之类“批评”，其本身就是违反道义的蝇营狗苟之举，一旦出现，理当坚决予以戳穿与回击，决不允许在学术批评中为其留下混迹之所和立锥之地。 　　多年来我常对自己的学生说，学术造假行为实际上是造假者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埋下一颗“不定时炸弹”，并将导火索的另一头交给了“上帝之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