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再考辩.docVIP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再考辩 　　摘要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影响较大的命题，但司马迁的本意并不是通常所理解的“作者的痛苦和不幸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动力”，也不是在作品中抒发“愤懑”、“怨愤”之情。“发愤著书”说实际上是司马迁在遭受宫刑之后对其人生价值的思考。司马迁从历史人物身上看到，尽管他们本人遭受不幸、苦难和侮辱，但却无损于他们作品的价值。司马迁由此为他继续创作《史记》找到了价值依据。 　　关键词　司马迁　发愤著书　《史记》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中国古代文论一个影响较大的命题。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昔西伯拘菱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在《报任少卿书》中也有类似的话：“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这就是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来源。 　　“发愤著书”不是司马迁的原话，乃是后人对司马迁上述两段文字所蕴含的事理的一种概括。但笔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这两段文字的一些理解，是有违司马迁的本意的。本文试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考辩。 　　 　　一 　　 　　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目前学术界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看法是认为司马迁揭示了“作者的痛苦和不幸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动力”这样一条重要的创作规律： 　　司马迁认为，《周易》、《春秋》、《离骚》、《诗三百》等著作的作者们，都是在遭遇不幸、“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的情况下，为了把自己的主张、想法表达出来，留传后世，以求后世的理解，才“发愤”从事著述的……司马迁的意思主要是说痛苦和不幸恰可以激励作者的志向，坚定他们“立言不朽”的决心，成为写作的动力…… 　　在司马迁所举的事例中，从叙述用语看，“拘”、“厄”“放逐”、“失(明)”、“膑(脚)”、“迁”、“囚”等描述历史人物遭遇的动词，自然而清晰地昭示出他们的不幸，司马迁先说他们的不幸，再说他们的著作，的确很容易让人把他们的著作视为遭受不幸后奋发有为的结果。但实际上司马迁所举的事例并不都是这种情况。其中最明显的是“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这两句。因为《吕览》的写作，恰恰是在吕不韦得宠专权之时，而不是在其获罪被贬之后。司马迁在《吕不韦列传》中说：“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苟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而韩非创作《孤愤》等著作，亦在其遭受不幸之前《老子韩非列传》中说：“秦王贝《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悦之，未信用。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因此，用“作者的痛苦和不幸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动力”来概括司马迁这两段话的意思，显然是不够准确的。正如张少康先生所指出的，司马迁的这两段话“都写于《史记》基本完成之后，难道司马迁明明知道事实真相，故意要在这里说些与事实不符的话吗?这岂不是和他严格遵循实录原则的一贯写作态度矛盾了吗?”张先生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当然，人们之所以认为司马迁所说的是“作者的痛苦和不幸可以转化为创作的动力”这个意思，主要是由司马迁遭受宫刑很自然地想到他将痛苦和不幸转化为创作《史记》的动力。但实际情形是不是这样呢? 　　考察司马迁的生平，我们发现，他创作《史记》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结果。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之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学识广博，长期担任太史，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写成一部史书，司马迁自幼就受着家学的熏陶。10岁时，司马迁开始学习古文。后来，又先后师从当时著名的学者董仲舒、孔安国，在学问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岁时，司马迁开始出游。外出游历使司马迁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丰富了阅历，对他以后创作《史记》有很大的帮助。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病死。他在临终前嘱托司马迁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