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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面试研究生详解 　　关于关于如何面试研究生详解 　　浏览完厚厚一摞求职简历，我有点累了。大都出自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名校研究生，看简历及各类材料，个个可谓人中翘楚，饱学多识，机敏踏实，实践经验丰富，深得导师和实习单位好评。我有摘取中国教育硕果的兴奋和忐忑。初试过的朋友称，整体素质不错，有气质，有口才，不知能否留下这些人才？ 　　午后的阳光穿窗而入，在墙上钉了一堆斑驳的碎影。他们翩然降临。男的潇洒，女的优雅，咋看都有一种范儿。我决意从两个方面考查他们。一是基本阅读，二是价值观。 　　面试完，我不由自主地崩溃了。无知识，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只剩下一张教育部发给的文凭。新闻系的同学一口咬定利比亚近邻是阿尔巴尼亚，《冰点周刊》是《北京青年报》的名牌产品，他们不知道钱钢、老榕、胡舒立；经济系的不知道里根经济学；哲学系的不知道李泽厚；跟随学术名流的思想史研究生，没读过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不知道朱维铮为何人；英文系的不知道翻译家方平，杨宪益，更不知道乔伊斯写过什么。毕业论文一概是那种无须动脑子的傻题目，一个自我循环论证的僵尸，他们不过是填格子完成一个程序罢了。不看书的理由是，做论文，找工作，读过的几本书都是本科阶段的了。 　　看简历，以为天下英才俱在手中，面试后，始知教育产业“毁人不倦”。花钱上这样的学校究竟是为了什么？该学的都没学会，却全然丧失了应有的纯真。可以说，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无知识谱系，无正当价值观。在回答政治问题时，他们应对有方，操着一套熟练的正确话语，眼神炯炯，话语滔滔，肢体语言丰富，堪比外交部发言人。一男性哲学生如此答复中日关于如何才能和谐相处的问题：只有中国做了老大，中日关系才会和谐，因为日本人只崇拜强者。新闻系的说，中国外宣效果不佳的原因在于采写技巧不够，与世界观无关。 　　我本科毕业时，其实也很混沌，好多似是而非的东西。研究生在我眼里高不可攀，这么多年来，我有时会想，如果我考上研究生该有多好。记得大学三年级寒假，回家给父亲说了自己打算考研究生的设想，老人家满脸放光，仿佛家里又要中状元了。那个时代，有能耐的才能考上研究生。未婚妻当时一心要上进，整天背托福单词，准备考研究生。我在她最紧张的备考关头，飘到校园，卿卿我我，她精心准备的政治考砸。至于博士，比如陈奎德、谢遐龄诸君在我眼里，真的很博士。现在，博士头衔司空见惯，似乎连博士架子都摇摇晃晃，他们端得矜持，却一脸油滑，唯缺那股由文化立场而来的自尊。幸好，我未成为这样的博士。 　　马连良的义气、讲究、情趣 　　章伯钧是中国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我的父亲(章伯钧)爱看戏。父辈似乎都爱看戏。在这个爱好上，分辨不出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政治身份的差异来。难怪从前的艺人地位虽低下，但心理上却是自傲的：“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1949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连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马连良对戏曲的讲究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1949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1956年，禁戏内部演出。其间，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竟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 　　“我当然要来。” 　　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座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1957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爱的同时，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