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生态民歌――一种临界文化.docVIP

原生态民歌――一种临界文化 　　近年来，从生物学领域借鉴而来的“原生态”一词，成了音乐领域描述“原汁原味”民歌的时髦词汇。不论是学者们试图借这一受众十分生疏的名词唤起人们对生存状况日益堪忧的民歌的关注，还是文化企业看准了大众强烈的文化审美心理回归的商机而进行不遗余力的炒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场场原生态民歌演唱会，散发着田野的气息和草根的馨香，使久居钢筋水泥丛林的城市人近距离感受到了民间音乐的魅力。从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栏目、《魅力12》栏目，到内蒙古卫视的《音乐部落》栏目、广西卫视的《唱山歌》栏目、上海卫视的《海上回音》栏目等；从中国南北民歌擂台赛，到央视“CCTV西部民歌电视大赛”、“星光大道”，再到2006年的第十二届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中的“原生态”赛事，还有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关于“原生态”民歌的学术争论……原生态民歌已然在短短的数年之内迅速升温，直逼沸点，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临界文化”了。这原本应该是一件好事，至少“原生态”民歌终于走出深山僻壤，跋山涉水与观众见面了。但使我们担心的是，文化一旦失去，就再也无法挽回，因为文化具有不可返还性和不可再生性。因此，作为特定时期的文化工作者，尤其是音乐工作者，我们对于“原生态”民歌所面临的这种社会处境应该严肃而审慎。 　　“原生态”民歌之所以成为一种“临界文化”，至少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其一，原生态环境之临界点。“原生态”音乐文化就像那清冽的泸沽湖水，原本静静地躺在山野，自由呼吸生长。近年来，当人们像发现新大陆一样重新认识到原生态民歌的艺术魅力时，各种发掘、宣传和炒作活动已经在最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大小村寨。在主流文化理念的支持下，人们或者挥舞着大笔，在山清水秀之间任意涂抹，或者直接以强势媒体为依托，将那原本鲜活的生命从土壤中连根拔起，移植于光怪陆离的城市舞台，继而在城市人猎奇般的掌声中升至沸点。于是，一时间泸沽湖水云蒸雾绕，面目全非了。 　　原生态民歌之生态环境，包括当地原住民的居住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风俗习惯，以及宗教和种族信仰等内容，其中尤以人们的宗教和种族信仰为重要内容。①千百年来，华夏祖先正是在这种强有力的民族信仰的基础上，固守着自己的母源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他们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生生不息地传承着本民族固有的音乐文化――原生态音乐。在这一点上，仪式音乐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自然民族中，音乐有各种功能分类，被用于有关人的生死、各种仪式及工作等社会活动之中。特定的音乐，被用于这类活动中。同时，还有这种情况存在：若欠缺某种音乐，某种活动，本身便不能成立……在以西方和日本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中，几乎在一切场合，音乐都与社会活动分离。就连基督教和佛教音乐，也常常与宗教仪式无关，为非信徒所聆听。”②从中可见，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音乐的社会功能、音乐与社会活动的关系是有很大差别的。生动的例子如贵州安顺地区的“傩”舞，原本是在特定时间举行的祈福驱邪的仪式，它包含富有特色的仪式形式与表演。当全体信众还虔诚地相信这种仪式的驱邪功能时，观众和表演者都沉浸在一种热烈而神秘的气氛中。但今天参观“仪式”的观众，其成分、心态却与以前大不相同，由于记者、民俗学者和旅游者的介入，使观众与“表演者”、仪式本义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仍然是一种群体参与，但它和达到自觉意识以前的群体参与不可同日而语。换句话说，贵州安顺地区的“傩”舞生态环境已经趋于临界状态并遭到破坏。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由于长期经济发展滞后，其音乐文化的发展状况接近于自然状态，音乐与社会活动的联系十分紧密。它对社会生活的依赖性很大，多具有实用、宗教、交际、娱乐、教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重社会功能，以及音乐创作、表演、接受“三位一体”的特征，往往音乐的创作者就是音乐的表演者，也是音乐的接受者。如今，生活水平的提高带动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逐步向城市化趋近，而其原有的生产、生活习俗也在悄然蜕变。笔者在研究壮族“布偏”支系的音乐――“天乐”的实地调查中就深有感触：原本的民族服饰已完全汉化；原有的高栏建筑已改为土石结构的平居；原先为男女老少所喜闻乐见的“天乐”，如今已很难引起年轻人的兴趣……显然，当人们的意识、信仰等因受外界的影响而日益走向开放，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削弱了群体意识，增强了个体意识时，那种集体性参与音乐的生命力将会因其所依附的传统社会活动(民俗活动)的逐渐减少乃至消失而逐渐减弱甚至终结。原生态音乐环境的这种临界状态在我国民间极具代表性，因此，要科学对待原生态民歌目前所处的这种临界状态。要想从根本上、整体上实现原生态民歌“活化传承”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将原生态民歌的这种临界状态导向良性的归属。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社会，尤其是我们的学者、专家们应该有一点反熵精神：多一分冷静，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