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让我如此美丽.docVIP

越剧让我如此美丽 　　谈到收徒弟这件事，袁雪芬总说自己是不屑为之的。“旧戏班里的师徒，往往变成人身隶属关系，徒弟以服从师傅为天职，久而久之，徒弟的艺术就被束缚住了。”话虽这么说，但她却始终对一个天真活泼、永远也长不大的女孩“情有独钟”，这个自称 “有实无名”的女弟子，便是方亚芬。认真、自信、坦诚和纯朴，成就了方亚芬的那种不含杂质的清纯之美。而这美丽的源泉，就是她钟爱一生的越剧艺术，也因为越剧这根红线，牵起了她与袁老师解不开的师徒情缘。 　　越剧事业不缺青年人，而是缺少挑大梁的演员。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不仅台上要“站在中间”，台下做人也要“站在中间”。现在两重性的演员不少，而我要求她(方亚芬)是一重性的，台下做人和台上演戏都要让人称赞。 　　――袁雪芬 　　方亚芬是个很有观众缘的演员，每次上场，她若不唱足两段曲子，观众是不会放她下台的。对于这一“甜蜜的负担”，她总是津津乐道：“其实，演员是能带动观众情绪的，你本身的气质、你在舞台上的严谨度，观众都看在眼里。虽说他们对戏曲演员的要求很高，但却一点儿也不吝啬自己的喜爱之情。袁老师曾说，越剧观众是很疯狂的，他们可以迷你一辈子，也可以骂你一辈子。所以演员平时的为人很重要，只有做到德才兼备，才能感染台下观众，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 　　方亚芬平时大大咧咧，但在舞台上却极为“较真”。她认为，演员在舞台上表现的不是个人，而是人物，舞台上的形象若不端正，就偏离了人物的基调。在团里，她的这份“较真”可是出了名的，大家总是打趣地说：“方亚芬这人很疙瘩的，要当心点，不要把事弄糟了，不然她要发脾气的。”但大伙儿都知道，方亚芬的“脾气”不是对什么人的，而是对艺术的认真，大家对她欣然配合，无论造型设计还是舞台布景，都能和方亚芬达成很好的默契。记得越剧《玉卿嫂》首轮演出时，方亚芬建议在最后一场给玉卿嫂加点碎发，以体现人物凌乱、矛盾的心情，但工作人员也提出了疑虑，觉得这么做情感是到位了，却妨碍了后面的动作，舞台上还是要追求一种美感。经过商量，方亚芬高兴地采纳了大家的意见。 　　她没有马上进越剧院，而是过了一段挺难捱的日子――住亲戚家，在公园练功。这段时间，我一直观察她，看她有没有后悔。其实受些委屈有好处，第一能让她看到越剧院的门不是随便进的，二未经过这些时间的考验，我觉得她也能承受小小的挫折了。 　　――袁雪芬 　　如今，越剧已成了方亚芬毕生追求的事业，可遥想当年与戏曲的初次结缘，她竟用“糊里糊涂”四个字来形容。“以前学戏时也不懂什么是艺术，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学了，但既然学了，就要做得最好，我的想法就那么简单。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中学里年年得奖，遇上文艺汇演，老师们说只要方亚芬来了，一等奖肯定是她。” 　　不过，方亚芬的学艺之路并非一帆风顺，父亲一开始就坚决不同意。他说，一个女孩子什么事不能做，偏要吃开口饭，不行[为此，家里排行最小的她可没少花心思，不仅让善良的母亲进行游说，还向父亲发起了嗲，说将来如果找不到好工作，就天天赖在他身上。父亲经不住小女儿的软磨硬缠，终于答应让她去试试。 　　在宁波镇海学戏三年，方亚芬还是像个孩子般地玩玩闹闹，前两年练基本功，第三年在老师指导下排起了《柳毅传书》。此戏公演时，恰巧上海越剧院徐天红老师也在台下观看，当演到“湖滨送别”一折时，她忽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瞧这孩子的扮相和转身动作，多像年轻时的袁雪芬呀!” 　　就这样，在徐天红的引荐下，方亚芬开始呼吸到了上海的戏曲空气，也与袁雪芬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缘。“镇海那边的老人都说，你唱戏若要给人认同，就一定要到上海去闯闯。上海是个海纳百川的文化大都市，经过她的人文熏陶，演员就会显得很大气。”对于徐天红的知遇之恩，方亚芬至今难忘。“当时越剧院工资不高，徐老师就给我们弄些零花钱，关爱有加。这么多年来我们感情一直很好，如今我生活条件好了，还反过来资助她，徐老师笑着说，以前她给我花小钱，现在我给她花大钱。” 　　《木棉红》是个少数民族戏，讲的是“天下第一巾帼”冼英的传奇故事。这戏我抓了三年，当时谁也不肯演。方亚芬本人没有表示演还是不演，但我坚持让她演，因为冼荚是个很有写头、很有演头的了不起的人物。 　　――袁雪芬 　　自从方亚芬出演了越剧《木棉红》中的俚族女英雄冼英后，便在朋友中得了个“大首领”的称号，把从没当过领导的她捧得乐不可支。谈起该戏的创作经历，方亚芬感慨万千“这戏我真是排得苦啊。俚族的舞蹈和一般戏曲身段很不一样，肌肉走向都是反的，整天钩腿、托举，把我折磨得够呛。”由于排舞用力过猛，方亚芬每天早上起床时，腿都直不起来，于是只能坐在床上不断地敲打，把肌肉敲松了才站起来。一段时间下来，虽说受了不少苦，方亚芬倒也练就了一套“精神胜利法”：“很多东西都是有得有失的，这般训练强度，倒是挺练身材的。” 　　据说歌剧院的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