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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8226;蒙古族民歌艺术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7月15―17日，由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主办，国家艺术科学基金项目“蒙古族短调民歌研究”、国家艺术科学基金项目“蒙古族长调民歌研究”，内蒙古大学文科“蒙古族传统音乐基础资源的调查研究及开发利用”创新团队、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研究会、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共同承办的“中国?蒙古族民歌艺术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区内外的１４０余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提交论文１２９篇，其中，长调论文５７篇，短调论文７２篇。研讨会分长调组和短调组两个分会场进行研讨。在两天半的时间里，与会学者围绕蒙古族长调民歌、短调民歌的历史发展、文化背景、地方传统、美学特征、民俗语境、音乐形态、演唱技法、术语概念、唱词特点、歌唱家传承人，长调曲目、教学研究、保护传承等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关于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历史发展与区域分布方面，柯沁夫认为，蒙古族长调孕育于山林狩猎的远古时期，生成于匈奴北魏时代，成长于蒙古部落和帝国时期，勃兴于明末北元时期，繁荣于清代中叶高峰期，曲折发展于新中国成立后的振兴期。乌力吉巴雅尔将中国蒙古族长调民歌的分布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基本风格区，对所包涵的部落文化支脉传统进行梳理，总结其音乐特征、风格特征。杨玉成把中国境内蒙古族的区域分布划分为８个基本风格区，１６个风格支脉。 　　有关蒙古族民歌概念术语，松波尔主张用“乌日图道”和“敖呼尔道”或“敖格吉姆道”分别指称长调和短调。包达尔汗指出，历史悠久的蒙古族文化积累了许多的专属概念，是否站在本文化立场按本文化规律把握它们，则是决定能否全面而准确认知蒙古族民歌文化的重要前提。在蒙古族民歌的本质、价值和审美方面，好必斯认为，草原游牧文化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孕育并生成了特殊的音乐文化形态，而在表演这一音乐形式时，需要相对的环境空间或心理空间，而它来自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独特禀赋和需求。路广用汉斯立克的音乐“自律论”，对长调的节奏之美进行讨论。阿拉坦都力嘎将蒙古族长调民歌放置在它所赖以生存的游牧生活当中思考其独特的意义功能和文化价值。乌兰杰将蒙古族长调民歌分为优美型、健美型、壮美型、痛美型等四种审美类别，并从长调民歌与绿色生态文化、长调民歌与骏马文化、长调民歌与尊母文化、长调民歌与英雄崇拜文化、长调民歌与宴飨文化、长调民歌与那达慕文化等六个方面阐述了长调民歌在蒙古文化中的独特价值。 　　音乐形态是本次研讨会数量最多的研究领域。斯仁那达米德提出蒙古族民歌乌格勒道――吟诵调、宝格尼道――短调、贝斯日格道――混合调、乌日汀道――长调等四大类型的概念。李世相认为短调民歌的旋律节奏与游牧民族的“马背文化”内涵有着紧密联系，并直接反映于民歌之中，“马步节奏”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将构成马步节奏韵律分为奔马式、倒步式、走马式、跃马式以及隐形化的马步节奏等几种类型。杜兆植认为，乐曲结构基本逻辑的稳定性与演唱中的即兴性润腔和自由变化的辩证统一是长调民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李玉英从纵向结构构成逻辑和横向声部构成逻辑两个维度，对《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内蒙古卷》中的１１首潮林道进行细致的形态学分析。吴黎晗就科尔沁民歌中的转调类型与转调手法进行了归类总结。苗金海认为，羽类色彩的宽腔音列ｒｅ－ｍｉ－ｌａ，小腔音列低音ｌａ－ｄｏ－ｍｉ和纯四度框架的窄音列ｍｉ－ｓｏｌ－ｌａ、ｌａ－ｄｏ－ｒｅ，属于蒙古族短调民歌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性典型腔音列。佟占文以科尔沁叙事民歌的演唱为例，论述了口头演唱中器乐的“人声化”与人声的“器乐化”。 　　地方民歌歌种的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又一个主要内容。丽娜和郭晶晶以田野调查为根据，对布里亚特民歌的历史传统及其当下现状以及在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变迁给予论述。红梅、乌云娜分别对巴尔虎民歌风格的部落和区域风格及其内部传统的多样性进行探讨。科尔沁叙事民歌研究论文在本次研讨会论文中占很大分量。呼日勒沙、乌达木对叙事民歌中的鸟禽、树木、弓箭等神化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探讨，以此来寻找近代科尔沁民众特定的心理及其生活变迁。代兴安、希?哈斯巴特尔分别对雁以及烟袋在科尔沁民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进行讨论。布仁白乙从“歌中的故事，故事中的歌”这一辩证互动的关系中探讨叙事民歌在传承与发展中的变异性。额尔敦认为，“母女对立”现象是科尔沁蒙古族从游牧业过渡到农业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深刻心理体验的具体表现。好必图认为赋、比、兴手法是科尔沁民歌最常用最突出的修辞形式。包青文对科尔沁民歌中“变羽”音的游离现象及其背后鲜明的部落和区域风格特征进行探析。塔拉探讨了科尔沁民歌艺人如何通过旧曲改编、旧曲填词、书曲移用等手法进行口头“编创”。特木尔巴根通过对科尔沁民歌记录过程中出现的讹误状况进行分析。 　　在地方性歌种的研究方面，朝格吉勒图、金海、玉梅分别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