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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诗词 独辟蹊径 ——读董希平《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 曹胜高（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自王国维提出“一代又一代之文学”，文学史的编纂、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便多以朝代划分。断代研究的模式便是常将一个朝代的文学分为初、（盛）、中、晚等阶段性加以描述，有助于阐述“一代之文学”。但不同时代文体之鼎盛与衰微不同，因而这种描述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即忽略了朝代之间的变革，没有深入分析“一代文学”是如何演化为“另一代的文学”。若从文学的演进来看，中国文学重要的变革恰恰发生在朝代转换之际，其间不仅伴随着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经济形态的变动，也伴随着文化情趣和社会风尚的重大转型，最终促使文学主题、审美风格和文体样式发生巨大变革。因此，我们在肯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同时，要更加重视“时有因革、代有变迁”，讨论一代文学向另一代文学转化的线索、特征和历史动因，更为细腻地勾勒出文学演进的规律和方式。因而朝代变迁之际的文学研究，目前尚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必将成为未来文学史研究的新领域。 之所以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一在于视角的局限，二在于研究的困难。就唐诗宋词的转换而言，所谓视角的局限，不在研究方法，而在如何选取一个合适的视角，能够准确描述唐五代词如何从唐诗的母体中分离出来，开始形成另具美感的艺术品，而且还要关照到唐五代词如何演进为宋词而不是其他。所谓研究的困难，不在资料的匮乏，而在资料如何取舍，能够准确描述或者记录唐宋诗词、士人等资料很多，有的甚至相互抵触，选取能够充分印证这些演进线索的资料，必须对这些原始资料非常熟悉，才能够做到游刃有余，左右逢源，方不至于跌入传统文学史般的描述而人云亦云。董希平博士的《唐五代北宋前期词之研究》正是全新的视角切入和独特的资料意识，直面唐宋之际诗词演进过程这一关节问题，通过诗词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讨论词的形成与演化，初步梳理出唐诗宋词之间的演变关系。由此可以看出这部著作对唐宋文学研究的探索性意义和开拓性贡献。 以文学变革期的研究作为关节点，将政治变迁、社会整合和文化转型作为推动文学变革的内在动力和外在机遇，来审视社会转型期的文学演进规律。这是当前文学研究的一大方向，也是未来文学研究的必由之路。董著在论述时准确把握住了中唐和北宋前期两个关键阶段的时世因素，通过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宋儒人格的形成，执两端而扣关节，使我们意识到中唐与北宋前期文化形态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到诗人和词人的心态，而且也影响到社会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在这样一个背景式的勾勒中，唐宋文化所熏陶出来的不同的作者意识，便很清楚地得以展现：“文化环境的变化，影响着文人的生活与思想；同时，文人们又通过自己的创作来体现并强化这种变化。”（13页）作者列举了白居易、元稹、张志和、滕迈、王建等诗人的的事迹和创作来印证。而在第三章中，先分析北宋初五十年词坛萧条的原因，在于五代词人之际遇变化，在于宋儒人格形成过程中对“词为艳科”的鄙视。这一分析是具体而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了北宋初期词坛的规模和状况。由此可见，作者的研究和描述，是由着资料说话，这最能切中历史真实。 文学的进程，从来不是一鼓作气或一帆风顺的，常常充满着各种消长的力量，很多偶然性的因素常常会导致文体的转型。而且文体的演进也不是截然分立，不同文体之间的影响有时要比同一文体自身的延续性更为鲜明地决定着其前行的方向。中唐时期，诗词之间的界线开始模糊，诗不仅仅是通过吟诵来传播，而更多随着歌伎乐工的传唱变得更具有俗化意味；而词也不再以“乡野俚曲”的形态流播，而是吸收唐诗遣词造句、声律规则以及审美情调，逐渐成为文人雅会、娱乐助兴的工具。董著通过中唐歌伎乐工的流播、中唐流行曲调的演化，以详尽的考证，论述了诗词之间的互动的外部方式，分析了诗词创作观念模糊状态下的文人创作的变化，即这一时期的词很大程度上应该被视为诗人之词，仍具有很明显的诗歌特征，词中仍存有诗心。 在第二章中，作者具体分析了晚唐五代词顺着这一脉络的继续演进。在这过程中，作者不再对晚唐的文化风尚之类进行描述，而是直接切入到表现这种演变的三大关键点：词之特质、词人特征、词的风格。这三大关节点恰恰是唐五代词形成的标志，也是“诗时代”向“词时代”转化的根本特征。作者具体分析了晚唐诗歌中所展现出来的词的特质，把此前论述的外在环境内化为词学的具体品鉴，选取了李贺、李商隐、温庭筠、韩偓等诗人所创作的具有词之审美特质的诗作，来论述词之特质在诗中的潜行，使我们意识到，词的形成，是诗与曲子词在唐五代自然的历史交汇，是晚唐诗词演进的必然走向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董著具体分析了词人的范型，论述了词人群体的出现和词人的性格特征，并将之作为词之形成的主体要素。词集的编纂，不仅意味着词数量的增加，更意味着词已经成为士人文学创作的主流，开始走上大雅之堂，成为与其他文集相提并论的文体。这三个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