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镜鉴中追寻治理之道——《群书治要》-云南省社会科学院.doc

在历史镜鉴中追寻治理之道 ——《群书治要》及其现代价值 谢青松 摘要：《群书治要》是成书于唐代贞观年间的一部匡政巨著。编纂者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群书治要》作为唐代之前中国历代典籍的选萃本，不仅汇集和保存了中国文化诸多重要典籍之精要，具有独特的文献学价值，而且包含着中国古人立德修身、读书治学、识人用人、官德建设、治国理政的丰富智慧，迄今仍具有不可忽略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群书治要》；立德修身；官德建设；治国理政 一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提供了丰厚滋养的治世要典，其成书颇有传奇色彩、其流传亦历经波折。 贞观初年，唐太宗即帝位后，积极求谏纳言，考察前代治理之得失，寻求长久致治之道。他接受了魏徵“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建议，即位第二个月，便下令在“弘文殿”聚书二十余万卷，又于殿旁开设一馆，亦即“弘文馆”，作为延揽人才之地，集聚了萧德言、褚遂良、房玄龄、杜如晦等英才，“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文义，商量政事，或至夜分方罢”。唐太宗有感于古代经典卷帙浩繁，难以遍览，即使博览群书，也难以得其精要，由此萌生了编纂《群书治要》的想法。于是令魏徵、虞世南、褚遂良及萧德言，从历代典籍当中撷取有关立德修身、治国安邦、为君为臣、教民安民之精要，汇编为一册。在唐太宗的授意下，编纂者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删其繁芜，择其精粹，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历时五年之久，于贞观五年（631）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按照编者魏徵所言，读书治国都应“见本知末”“本求治要”，因此将该书命名为《群书治要》（史籍中亦称《群书理要》、《群书政要》等）。魏徵等人编纂此书的初衷在于为唐太宗提供可“取鉴乎哲人”的治国之道，因而，“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成为《群书治要》最为鲜明的特色。 唐太宗在《答魏徵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在他看来，这部书广博而又切要，借助此书可以“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于是日夜读之，手不释卷。同时还让人抄写了十几部，分赐给太子及主要大臣。事实上，《群书治要》一书不仅体现了中国古人深邃的人生哲理和丰富的治理思想，也为贞观时期的君臣提供了简明扼要且颇为实用的治国指南。唐代贞观之治的形成，虽很难说是由《群书治要》直接促成，但此书中所包含的治理理念和施政方略，对唐太宗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至于《群书治要》对后世的影响，由于缺乏相关的史料，难以做出准确的判定。不过，据宋代王应麟编撰的《玉海》引用《集贤注记》一书上记载：“天宝十三载十月，敕院内别写《群书政要》刊出”。另外，李蘩《和邺侯家传》中也记载，唐僖宗问：“‘朕欲知有古政理之要，而史籍广博，卒难寻究，读何而可？’答曰：‘昔魏徵为太子略群书之言理道者，撰成五十卷，谓之《群书理要》。’”由此不难推知《群书治要》对于唐代帝王之室的影响。 作为一部节录选编性质的典籍，《群书治要》共选录了六十五部经典，分为经、史、诸子三部分，按照每一部经典分别加以节录。第一部分是经，节选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礼记》《周礼》《周书》《国语》《韩诗外传》《孝经》《论语》以及《孔子家语》等十二部儒家经典。可见编纂者是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最重要的思想放在首位。第二部分是史书，唐以前只有“五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晋书》，《群书治要》重点节选了其中有关帝王、臣子的事迹，以及谏言、奏书等，体现了“以史为鉴”的编纂目的。第三部分是诸子百家，包括《曾子》《墨子》《老子》《列子》《文子》《孙卿子》《六韬》《孙子兵法》等四十八种，涵盖了儒、墨、道、法、兵、杂家等诸子百家。其中《尸子》《申子》《傅子》《典论》《体论》《典语》《昌言》《政要论》《时务论》《袁子正书》《桓子新论》《崔寔政论》《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等十四部在唐代以后即已散佚，后世学者正是凭借《群书治要》才完成以上文献的辑佚。这也是《群书治要》独特的文献价值。 二 《群书治要》的流传亦颇具传奇色彩。由于此书的编纂主要是为执政者提供资政指南，唐太宗仅将其分赐给太子及部分大臣，相当于是内部读本，流传范围颇为有限，再加上唐末战乱频繁，因此在宋初即已失传，《宋史》亦不见记载。所幸者，该书在唐代即已传入日本，得以重见于后世。 从已有文献来看，日本人阅读《群书治要》的最早记载是在日本承和五年（838），“天皇御清凉殿……读《群书治要》第一卷”，可见《群书治要》于成书后两百多年间即已在日本皇室流传，但具体时间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