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大业》的“诗史”艺术.docVIP

《建国大业》的“诗史”艺术 　　从抗日战争胜利到开国大典，是决定共和国命运的重大历史时期，它带给新中国人民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深刻的历史启迪，其包含的巨大的历史张力给艺术审美提供了巨大的表现空间。如何真实地再现那一段历史风云，中国电影人在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建国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建国大业》公映前后，舆论一致把它评价为一部史诗性的巨作，包括导演韩三平也称这部作品“以空前的阵容规模和宏大的史诗框架，演绎出共和国那段波澜壮阔的诞生历史。”细细品来，似有不确。与之前拍摄的如《开国大典》等影片比，《建国大业》较少全景式的宏阔战争场景、急管繁弦式的尖锐冲突、宏大的背景音乐等。演员阵容的强大、巨资的投入并不能代表雄浑的境界。从编剧的创作倾向看，其重在客观还原历史的真实，让史实说话，同时叙述中深蕴情感，让人感悟深思，所以更接近于“诗史”。“诗史”一词最早是用来评价杜甫的诗歌艺术的。元代杨维祯在《梧溪诗集序》认为杜甫诗“非直纪事史也，有春秋之法也。其旨直而婉，其辞隐而见。”借史喻褒贬、辨曲直是传统记史的特点。“诗史”除了指作品所写的题材涉及社会重大事件外，还指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思想认识是深刻的，对社会具有比较大的正面的思想教育作用。“诗史”与“史诗”的区别在于：“诗史”除了具有“史诗”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特点外，它还在叙事的基础上，抒写情怀，体现深层的人生和社会哲理。《建国大业》就是以史为线，以情贯穿，以理示人，用艺术的形式再现风云变幻的新中国创业史。 　　《建国大业》的主创者希望通过影片揭示出朝代盛衰、得失、兴亡、更替的规律，在国共两党这段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人心向背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孟子?公孙丑下》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建国大业》是圣者之言的最好诠释。在这段艰苦的创业史中，影片处处展现中国共产党心忧天下、情系百姓、不计个人得失的博大胸怀。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元旦，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街头买烟，竟然一无所获。众人对振兴经济、发展商业忧心忡忡。尤其是刘少奇一再强调，干革命我们在行，搞经济还要靠这些商人来。运筹帷幄的各位领袖，很清楚关心民生，就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我党对民主党派也是坦诚柑待、同舟共济。当蒋介石密令去刺杀张澜时，我党却派地下党全力营救。直到车开出警卫线后，阎锦文一句“往北边儿”让观众如释重负。当李济深因为当年杀共产党太多顾虑重重、恐为我党所不容时，毛泽东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个人再大的事也是小事，国家再小的事也是大事……为了新中国，我们应该肝胆相照，同舟共济，携手创造新的未来。”由于毛泽东的不计前嫌，民盟、民革等民主党派最终坚定地和我党站在一起；由于毛泽东对士兵的关怀，伙夫郭本财为了让主席吃上一口红烧肉而冒着生命危险冲进厨房；由于我党心系民生的土地政策，才使亿万百姓在解放战争中热情参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毛泽东说：“鱼儿怎么能够离开水呢?”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取天下，守天下，只能在民上做工夫。反观国民党方面则是不得人心，导致内外交困。抗战胜利后，人们欢欣鼓舞，蒋介石却要挑起内战。学生上街游行，喊出“要民主，反内战”的口号，蒋介石却派军警用棍棒、刀枪强行驱赶。当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回家路上即被国民党特务杀害。蒋介石对民主党派则是采用威胁利诱，需要时装装门面，不需要时一脚踢开，查封、暗杀，无所不用其极。国民党内部也是明争暗斗，互相掣肘，貌合神离。李宗仁和自崇禧号称“小诸葛”，因不满蒋介石专权，欲另起炉灶，逼迫蒋介石下野。在最后时刻幻想通过“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派代表团到北平谈判，但最后又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遭蒋釜底抽薪，谈判与顽抗都宣告失败。在经济上，国民党政府实行金圆券改革，蒋经国作为督导专员至上海“打虎”。蒋经国的一段话可谓慷慨陈词：“政府戡乱，将士们在前线流血，国库却拿不出钱来，还要向美国去贷款，货币贬值，物价飞涨，黎民百姓人心惶惶……”但这也正道出了国统区的现状。正是由于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蒋氏政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囤积居奇，国家基石已如蚁穴之溃，不可收拾。由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民主党派与之彻底决裂，义结金兰的冯玉祥与之分道扬镳，傅作义等纷纷起义，李宗仁等反戈相向。影片通过大量的历史史实揭示了民心的重要。正如《孟子?离篓》中所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也正如蒋介石感叹：“国民党是输给了自己。” 　　影片在民意的体现上侧重突出的是“民主”二字。要民主就是要体现民意。民意不可违，政之所兴在于顺民心。影片有很多情节反映了这一主题。譬如在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