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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通生存与商人本位 　　摘要　作为导演，陈可辛广泛涉猎各种电影题材，深谙变通之道；作为电影监制，新世纪以来更是致力于集结亚洲各国电影资源的“泛亚洲电影计划”，以期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从而在创作和经营两方面印证了陈可辛的商人本位理念。 　　关键词　陈可辛；变通生存；商人本位 　　 　　从1989年首次担任电影监制算起，陈可辛人行电影界已近20年，他广泛涉猎各种电影题材，深谙随着时代和人们赏趣的变化而变通之道，先后导演爱情片(如《甜蜜蜜》)、惊悚片(如《三更之回家》)、歌舞片(如《如果?爱》)以及历史战争片(如《投名状》)等电影作品13部，在香港乃至华语电影圈树立了一定的导演品牌，而他所监制的电影作品也高达十八部之多，多年来他自组公司参与电影市场角逐，新世纪以来他奉行的“泛亚洲电影计划”，更是致力于集结亚洲各国电影资源，以期获得最大的商业利益，因此从创作和经营两方面印证了陈可辛的商人本位理念。但也正是他浓厚的商人色彩局限了其晋身一流导演的可能。 　　 　　一、从业历程见证变通生存 　　 　　九七回归意味着香港的经济、政治以及香港人的文化心理都将面临全方位的改变，而对于香港电影业和电影人来说，回归引发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开放的内地市场等都将深刻影响香港电影的发展走向，因此在分析陈可辛从业历程问题上，我们可以香港回归为参照系加以分期。 　　陈可辛在引导香港文艺片走向认真创作的潮流方面功不可没，从1991年执导首部作品《双城故事》到1996年力作《甜蜜蜜》问世，应是其温情文艺片时期，期间作品包括《风尘三侠》(与李志毅合导)、《新难兄难弟》、《金枝玉叶》、《浮世怨曲》、《嬷嬷?帆帆》、《金枝玉叶2》，从叙事上看，这时期的陈可辛热衷于采用一个女人面对两个好男人的“三角恋”叙事模式，强化人物间的戏剧冲突。而因为回归话题提前困扰着广大香港民众，不少香港电影弥漫着焦虑、不安和彷徨，陈可辛的文艺片也不乏淡淡的哀愁和欲言又止的无奈，表现在剧情上则多以悲剧爱情结尾。 　　虽则借助《甜蜜蜜》将近结尾的游客对话表达了导演对于回归的乐观：“内地发展得很好，以前出去的人都回内地了。”但事实上，面对香港电影业持续低迷，《泰坦尼克号》、《侏罗纪公园2迷失的世界》等外语片自八十年代以来第一次成功抢滩香港电影市场，陈可辛等一批导演还是选择了好莱坞，这应是其职业生涯的第二个时期。如果说以后的陈可辛深谙变通之道，那么他的切身教训则应该来自这次好莱坞之行，他于1998年执导的首部好莱坞作品《情书》情节上依然遵循一女两男的三角爱情模式，可惜不同文化的人们未必喜爱波澜不惊的爱情，况且文艺片不论在香港还是好莱坞原本就处于小众地位，加之好莱坞的用人体制束缚，都使得陈可辛踏上归途。 　　当香港民众对回归的态度由疑虑变为肯定，精神状态随之表现为积极向上，爱情片则迎来了娱乐化时代，大批如《天生购物狂》等脱离现实背景的爱情“闹剧”兴盛，游戏化、平面化等后现代文化的影响使得经典爱情在城市文化中的解体，认识到苦情的时代已经过去的陈可辛广泛涉猎各种商业电影题材创作，成立“Applause Pictures”公司谋求整合不同国家的电影资源。与此同时，陈可辛还给看似与爱情无关的电影题材注入擅长的爱情元素，使之独具的温情，以至于《投名状》之前的每一部电影，本质上都没有偏离其温馨文艺片时期的“缺憾爱情”母题。 　　 　　二、基于商人本位的追求 　　 　　正如陈可辛所言：“我从来千方百计地拍和观众接近的电影，大众喜欢的电影不要说是商业片还是文艺片，它就是大众电影，我从来不拍小众电影。”为此，陈可辛立足商人本位，组建公司整合亚洲电影资源，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而在具体的电影制作中，同样对多种类型元素、多种文化加以整合，以此迎合最大范围的观众。 　　 　　1　整合亚洲电影资源。 　　如果说陈可辛将在中国电影史留下一笔，那应是他倡导的“泛亚洲电影计划”，陈可辛认为：“要求在发展香港电影必须运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如地理环境、金融业务和全球融资市场)，立足内地市场，整合亚洲各电影工业，构建泛亚洲电影，打击好莱坞的文化霸权。”事实上区域合作存在着多种形式，包括明星资源的互相整合、开办电影节和影展促进沟通，建立公司共同合作，显然陈可辛所采用的最后一种是最直接、最易取得经济效应的，电影《晚娘》系与泰国合作， 《春逝》与日本和韩国合作、《见鬼》与泰国和新加坡合作，而《三更》系列更是云集了香港、韩国、日本的电影人合拍同一个主题的电影，可谓开创亚洲电影先河。 　　 　　2　整合多种类型片元素。 　　在类型电影创作上，“模式化从来不是类型电影的精髓，类型电影之所以诱惑着观众一次次走进电影院，除了观众对固定模式和题材的偏爱使然，还因为类型片事实上满足了观众对‘破格’，即突破原有类型的新鲜感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