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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治民间发现的明代潞绸 　　长期以来，曾以“上贡朝廷下衣百姓”而“衣天下”的潞绸世人难睹其芳容。 　　它到底是何模样?它的魅力何在?我们还能见到、还能触摸到数百年前“潞绸”的肌体吗? 　　2003年初春，长治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工程如火如荼。随着英雄南路一批批旧房屋的拆除，位于大路西旁、备受市民关注的明代民居“张家花园”一夜之间，南、北、西房被30余名民工从屋顶拆到了山墙，到天亮时，地上已堆满了椽木、砖瓦、石雕。无意中，就在西房屋的残墙断壁夹层问，一团破纸包裹着的两片发黄并有局部霉烂的丝绸显露出来，随即落入拆房的一民工手中。准备随手扔掉破烂纸包的民工见丝绸上绘有许多人物并写有文字，包裹丝绸的破纸上也同样印有文字，便有意将其塞在住所床下的雨鞋内藏匿起来。一年后，该民工要离开长治到外地打工，这才想起床下藏的东西，遂拿去换了两盒香烟。纸包最终留在了距工地不远的王姓居民手中。 　　此后的日子里，“纸包”几经转手，但没有人认识到其价值所在。多次转手导致丝绸部分风化、松脆脱落、颜色变黑。2005年夏，丝绸再次转入山西省收藏家协会理事手中鉴定时，我们拍摄下了这份珍贵的文物资料。 　　 　　经过文物鉴定专家和桑蚕学会专家的鉴定，两幅丝绸是古人睡枕左右两端的“枕顶”，未曾使用。其外围黑色，内心明黄色，黑黄两色丝绸之间用三针一组的丝线绣结，大小均等，绣工精细。两幅丝绸均长22厘米，宽23厘米，平纹组织，密度90经线、60纬线／1厘米(图1、2)。两幅丝绸都有不同程度的霉烂、残缺和风化。 　　这两幅丝绸上，有白描手法绘画，同时墨书有文字。其中一幅丝绸(图1)上，在一处门庭里绘有四人，一妇人上身穿着水田衣，这种上衣的特征是领口精绣一圈花饰；下身穿月华绣裙，该裙的特征是十二条绣带从腰间直垂脚面；妇人右手抚腹，在对左旁的官人说着什么，庭堂台阶上的两位官人手提腰间玉带也在倾听。三位官人朝服上的补子、头顶上的乌纱已显示其显赫身份。右一官人朝服上的补子绣有锦鸡图案，这说明他为二品大员。乌纱即幞头，是裹头用的丝绸巾子，也叫乌纱帽。以漆纱做成，两边展角，官职越大展角越长，从唐朝兴起沿用到明朝。这幅丝绸作品绘画技艺娴熟，构图疏密得当，纹饰精美。该图还给我们留下了极为难得的文字资料，其右上角墨书有“大明嘉靖”字样，还有几行字无法确认(图3)；左下角墨书有“潞安绫坊衡(巷)”(图4)。“潞安”即现在的长治市，大明嘉靖八年(1529年)朝廷升潞州为潞安府，始有“潞安”之称。这说明此幅丝绸的确切年代应该在明嘉靖八年之后。明弘治(1488～1505年)版《潞州志》载：“演武巷、锦坊巷、绫坊巷……为城中十八巷。”可见明朝弘治年之前已有“绫坊巷”。从字面分析绫坊巷似乎与织造丝绸有关，但该巷何时消亡已不可考。另一幅丝绸(图2)的绘画内容展示的是：一妇人头戴凤冠，身着诰命朝服，怀抱一婴儿坐在大庭中央；庭堂门外，两位官员头戴乌纱帽，身着朝服，手持朝板，左右站立；妇人前面的又一位官员头戴乌纱帽，身着朝服，手持文诰，在躬身宣读着什么。 　　明朝初年，朱元璋在各地实行驻藩制，明永乐六年(1408年)其二十子朱模驻藩潞州，为沈王，子孙世袭数代。以上丝绸中绘画内容是否沈王家中故事?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丝绸中所绘绝非贫民百姓，豪华、考究的庭堂也非贫民可居。潞安城中身居二品的官员能有几位?能戴上凤冠、穿着诰命朝服的女子潞安城中又有几位呢?丝绸中绘画内容到底要说明什么?一幅“枕顶”为何下如此功夫墨书绘画而又未曾舍得去使用，反而包裹整齐秘藏墙壁夹层数百年?都还是些谜。 　　包裹丝绸的麻纸虽也有破损，但很特别。准确地讲，是一张销售潞绸关联商品的古老广告，两幅潞绸用它来包裹绝非偶然。麻纸长60厘米，宽40厘米，中心用蓝色印制边框，框内有文字： 　　“义盛成记本号今在潞府南街开设自造式样绫缎布帽靴鞋　寿靴寿帽俱全　货真价实须认发票为记”。如此看来，麻纸广告同两幅潞绸一同发现，它们之间必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两幅丝绸、一张麻纸广告最终被认定时，距其被发现已很长时间，出土现场的第一手资料丧失，那么，丝绸上的墨书文字“大明嘉靖”“潞安绫坊?i”就成了确定年代的关键。墨书文字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 　　《中国丝绸艺术史》(文物出版社)说：“中国古代官营作坊中都有物勒工名的传统，即在产品上标明工匠的姓名，作为责任人。早在战国时期的丝织品上，已经发现过墨书题记和朱砂印记。中国真正的织款最早出现在明代的织物上。不过，明代的物勒工名主要还是以书写的形式进行的，在明定陵大量的出土匹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定陵》(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说：“明定陵出土的D65大红闪真紫细花潞绸的匹料一端有墨书为：大红闪真紫细花潞绸壹匹，巡抚山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陈所学，山西布政司分管冀南道布政司左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