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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名作抑或民间高仿
隋展子虔《游春图》卷,绢本,设色,纵43厘米,横85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在当代出版的关于中国美术史、绘画史的著作中,该图均被称为在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性作品,被当作最早的传世山水画。
1978年,著名书画鉴定家傅熹年先生撰写《关于展子虔年代的探讨》一文(见《文物》1978年第11期),对该图中所画建筑和人物服饰进行了考证。认为《游春图》是北宋的复制品。此后,徐邦达、杨仁恺、陈传席等先生大都认同此说,有些画史著作也开始在介绍《游春图》时作出了“传为展子虔”的较为谨慎的说明。
2007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鉴识》一书(叶子著),书中说:“其实,我们只要认真展读原作真迹,仔细查阅历代有关《游春图》的著录,考证历代收藏家的题跋印章,从书画鉴定的基本方法入手,依照书画鉴定的主要依据和辅助依据,是不难证明《游春图》不仅是展子虔的始创原作,更是一件极为难得的举世瞩目的艺术瑰宝。”书中还说:“傅熹年先生之所以会把历史早已有定论的《游春图》真迹,硬要说成系‘北宋复制品’的伪本,内中除了鉴定者本人的眼力、学识、修养和实践等因素的局限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书画鉴定的依据和方法问题。”显然,《鉴识》一书是把《游春图》确认为展子虔的始创原作,认为是历史早已有定论的真迹。
然而,当初将《游春图》捐赠给故宫博物院的原收藏者张伯驹先生,在《关于展子虔(游春图年代的一点浅见》一文(见《文物》1979年第4期)中,也只是说:“……以上余简略之言,不敢断定图非隋画,或必为隋画,只对傅同志之文,表示存疑而已。”
而且,关于《游春图》的鉴定,诸如款识、著录、质地、题材、画风等等,均存在不少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游春图》为展氏真迹之说,恐难以立足。
款识问题
众所周知,《游春图》是一件无款古画。将无款的古画定为某朝某位名画家之真迹,是否客观、科学?是否会有谬误?这无疑是一个不得不弄清的问题。面对这个不明确的绘画现状,我们不能不分析前车之鉴。
从唐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的记载可知,早在隋、唐之时,乱题和摹写名画之风气已经盛行,当时的名家书画多鱼目混珠,扑朔迷离。宋米芾《画史》也记说:“今人以无名命为有名,不可胜数,故谚云‘牛即戴嵩,马即韩干,鹤即杜苟,象即章得’也”。可见妄题不胜枚举。
面对古人习惯于将无名画题为名家画的诸多记录,我们应尽量避免重犯被古人反复耻笑的低级错误,这是鉴定书画的基本常识。
著录问题
关于《游春图》的鉴定,有一个被大家公认的所谓证据,就是该图系宋徽宗题为展子虔之作。这是不是先入之见的误导呢?
误导之一:即使是宋徽宗所题就一定是正确的?
请看前车之鉴。明文震亨《长物志》中“八、御府书画”一条记载:“宋徽宗御府所藏书画,俱是御书标题,后用宣和年号,玉瓢御宝记之。题画书于引首一条,阔仅指大,傍有木印黑字一行,俱装池匠花押名款,然亦真伪相杂,盖当时名手临摹之作,皆题为真迹。”可见,说皇帝乱点鸳鸯谱并非空穴来风。
误导之二:“展子虔游春图”六字是宋徽宗所题?
这个问题从来无人指出,争议《游春图》的双方都认为是徽宗所题。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传为宋徽宗瘦金书题签及题款的书画传世有好几十件,难道都是宋徽宗手书?对于这些瘦金体有没有系统鉴定过哪些是赵佶写的,哪些不是赵佶写的?有哪几件是赵佶真迹?这时,古今鉴定家们将不免语塞。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认为“逢瘦必赵”“凡瘦即赵”,难免中招,不知有几多鉴定家迷失在“宣和”印下。
我们认为,这些“瘦金书”题字中问题极大。古画《捣练图》上也题有瘦金体“天水摹张萱捣练图”8字,《虢国夫人游春图》上题有瘦金体“天水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12字,但传为金章宗所书。可见瘦金体并非宋徽宗所专有。
误导之三:“展子虔游春图”六字即使不是宋徽宗手书,也可能是宫中太监或书史所写,是由徽宗钦命的。
这种可能性在理论推测时说得过去,但是我们很快提出两个难以解释的疑点:一、《宣和画谱》中未曾收入《游春图》;二、《游春图》上押角的宣和等印章与《平复帖》等书画押角的宣和真印印文不一致。这些只能说明《游春图》北宋著录的不确定性和宋人题签的不可靠处。
再查南宋以后的著录文章,更是矛盾重重,大略计有:一、名称不同;二、内容不符;三、题跋不合;四、数量不一。现一一分析。
关于名称:宋末周密《云烟过眼录》、明张丑《南阳名画表》《真迹日录》、顾复《平生壮观》、汪石可玉《珊瑚网》五书均著录为《春游图》。明文嘉《严氏书画记》、张丑《清河秘箧书画表》、清吴升《大观录》、安岐《墨缘汇观》四种著录为《游春图》。另有明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张丑《清河书画舫》、清卞永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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