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的他者建构.docVIP

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的他者建构 　　［摘 要］ 本文试图从传播学的视角，参照女性研究以及移民研究相关理论，解读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中男女主人公作为“他者”在电影塑造中的定型化处理，特别在对“他者”的放大想象定势中，主人公王晓玲和李森原型的片段重现，随着导演的视线剖析天水围灭门惨案的根源即社会的合谋，甚至在制度的左右下王晓玲也有加害自己的嫌疑。 　　［关键词］ 《天水围的夜与雾》；他者；弱势；合谋 　　 　　阿尔伯特#8226;爱因斯坦说过：“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住处，并不是因为人们是邪恶的，而是因为人们对此无动于衷。”2004年天水围灭门惨案震惊全港，在这个案件中，我们似乎可以完全将爱因斯坦口中的“人们”替换为社工、警察和新移民制度，而惨案中金淑英母女的死亡更像是香港主流社会的合谋。许鞍华导演的电影《天水围的夜与雾》在此事件的基础上，重现了边缘女性面临的种种困境、迷惑、抗争和最终难以翻转的命运结局。 　　一、影片建构中的“他者” 　　女性主义研究认为在两性关系中，女性是男性在把自身界定为男性的过程中被树立的，即定义和区分女性的参照物是男性，而定义和区分男性的参照物却不是女性，这样相互性便被取消了，男性把女性变成了他者，女人是他者，亦即女人是客体和次要者，男性成为主体和主要者，是整个人类的标准。［1］因此，影片中本来是香港主流社会“他者”的李森依然以自己为主体，不断在家庭中强化王晓玲的客体和次要者身份，以印证自己的价值。而这种印证实际上是李森作为社会中“他者”的一种自我承认，更是社会底层在这个繁华城市市民观念自我消解的一种表现。 学者李红艳认为，在公众的观念上(社会观念上)，包括城里人和农民工，在第一印象中就将这两者(自己或对方)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这是一种历史中形成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不仅影响每个人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影响了社会叙述话语他者在场得不到充分理解，他者想象却在被无限度地放大。经济地位、文化程度、空间隔离、农民工进城时间、普通话水平、劳动时间等这些要素是构成农民工与市民之同的传播关系构建和双方彼此间的在场与想象的主要影响因素。［2］同样，建构在天水围灭门惨案基础上的《天水围的夜与雾》，也在经济地位、文化程度、空间隔离、方言等要素上展开和放大了这种合乎情理的他者想象，使得“他者”概念在影片中不断被强化。 　　实际上，女性、农民工这个形象之于许鞍华，独立于影片之外，存在于社会的主体架构中。她通过王晓玲（原型金淑英）、李森（原型李柏森）来印证自己的存在，所以相较于影片中的“他者”，许鞍华无法摆脱自己作为主体的视角。因而，影片中的王晓玲实际上被三度建构成为一个主体化的“他者”，即导演眼中，丈夫李森眼中以及王晓玲自己的潜意识中。 　　二、王晓玲的“他者”建构 　　西蒙娜#8226;德#8226;波伏娃认为，女人的存在是模糊的，她在男人面前不是主体，而是荒谬的带有主观性的客体；她把自己既当做自我，又当做“他者”，这种矛盾产生了令人费解的后果。［3］ 　　王晓玲，香港新移民的一分子。所谓新移民指的是“居港未满7 年的移民”［4］。新移民是影片赋予王晓玲他者形象的第一个注解。来自农村，来港两个月，文化水平不高，粤语不好，老公无所事事，都决定了王晓玲作为香港社会底层的新移民形象的确立。她既无法实现别人眼中“少奶奶”的愿望，也无法真正融入香港社会，她只能做些端盘子之类低收入的工作，却因为衣着透明内衣是黑色的而遭到顾客的调戏和老公的谩骂。王晓玲在香港没有实在的身份，她游离于内地居民与香港居民的中间地带；她把自己称作“李太太”，甚至连自己的姓名权都予以放弃。中山大学罗小峰的研究表明：新移民的弱势地位更多的是由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如公屋的轮候、综援的领取、政治投票权的享受必须满足居港7年的规定。［5］7年这个时间规定让王晓玲面临进入香港市民社会的重重障碍，也表现了香港对于新移民的整体拒绝和不认同。 　　“乡下妹”“川椒鸡”是王晓玲“他者”形象的第二个注解。乡下妹是李森在没有吃上“清蒸海上鲜”时对王晓玲的贬称，“川椒鸡”则是李森儿子对王晓玲的贬称。他们显示了香港居民对于内地新移民的歧视，这种歧视来自于多年前香港作为亚洲四小龙时经济的繁荣，来自发达城市对落后乡村的讥讽。也就是说，即便是在自己丈夫的眼中，王晓玲也是一个“他者”，是一个寄人篱下的人，是一个感恩戴德的忠实奴仆。她必须深刻认识李森是她好生活的恩赐者，并且在李森给安排的既定轨道中生活，任何想摆脱困境的努力都会被李森解读为内心的不忠。 　　弱势女性是王晓玲“他者”形象的第三个注解。王晓玲出生于农村家庭，未成年就外出打工，势必影响她接受教育的程度。王晓玲的性别观几乎是源于家庭的和生养她的农村的传统是一脉相承的。她自认为是老公李森的附属品，因此出门的标签都是“李太太”，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