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学案二精选.docVIP

陈寅恪学案二“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陈寅恪学案（二） 　　寅恪先生平生治学，范围极广，一言以蔽之，则曰历史。对此，俞大维指出[1]： 　　在讲寅恪先生治国学以前，我们先要了解他研究国学的重点及目的。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此外，对于所谓玄学，寅恪先生的兴趣则甚为淡薄。　　“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书中的志书……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寅恪先生特别注重史识，前已说过，因此他很钦佩刘知几与章实斋。他尤其推崇司马温公《通鉴》的见解，读过他《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者，都能看到这一点。本人认为寅恪先生的史识，超过前人，此所谓“后来居上”者是也。 与寅恪先生“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的俞大维确是他学术上的知音[2]，历史正是先生治学的重点与旨归[3]。寅恪先生因在历史学领域的卓越贡献而蜚声中外，而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开创中国史学研究的新纪元，正是他对中国学术的主要贡献。　　与其同时代人相比，寅恪先生并不是唯一重视历史的人。1925年，梁启超就强调：“吾希望清华最少以下三种学问之独立自任：一、自然科学——尤注重者生物学与矿物学。二、工学。三、史学与考古学。”[4]同年，姚名达请教于梁启超，“问先生近日患学问欲太多，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此一点为何?先生曰‘史也!史也!’”[5]同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王国维“考释殷书开盛业，钩探商史发幽光”，[6]也以历史研究见长。与同仁不同的是，历史对陈寅恪先生而言，并不是诸种社会人文科学中的一种，而是治诸学的关键。杨树达以治史之法诂释《论语》，先生认为前无古人，“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模楷也”，[7]高度赞誉；从事比较语言学，先生强调“必具一历史观念”，否则认贼作父，自乱其宗统[8]；先生钩索沉隐，以史实证释元白诗，并告诫世人：“今之读白诗，而不读唐史者，其了解之程度，殊不能无疑。”[9]则经史子集均须以治史之法治之。而更重要的是，史是关乎华夏民族国家兴亡的最重要精神源泉，从事历史研究是寅恪先生探寻中华民族前途、爱国救国的自觉选择。　　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10]一文中，先生深切阐发了其重视历史的原因，即： 　　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见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昔元裕之、危太朴、钱受之、万季野诸人，其品格之隆污，学术之歧异，不可以一概论；然其心意中有一共同观念，即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倖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 无疑，寅恪先生是赞同“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一观念的。与钱、万差不多同时的明末遗民顾炎武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论，即：“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畜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11]亡天下，即亡中国传统道德之本，故而匹夫有责。史乃记录天下兴亡以供鉴戒者[12]，史存则民族根本尚存，故而国可亡而史不可灭。钱、万及顾炎武所谓中国文化之本，即天下抽象理想最高之境为三纲六纪，史乃维系三纲六纪之史。寅恪先生对中国文化定义有重新概括，他虽在“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观念上同于明末诸人，但他心目中的“史”与明末诸人不可同日而语。　　为中国国史恢复正统，寅恪先生身体力行，终身奋斗。1929年撰《北大学院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赠言》诗“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土夫羞欲死”[13]句，既已申明此主旨，而联系“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观念看，“羞死”与“洗耻”，不只是因为爱国，更主要的是救国之策。　　振兴史学是明清以来学术发展及时代演变之必然，这是寅恪先生分析清代学术演变、学术与政治交互影响之后，而得出的结论。与纯粹书斋象牙塔中的学人不同，他认为学术倾向之细微对世局转移有巨大作用，即“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14]而清末历史，也正是清代学术演变的结果。有清一代治经为显学，即： 　　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