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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日本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探析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电影史的一道分水岭。1945~1967年，战后日本国内高压的政治环境和萧条的经济环境催生出了电影界的“新现实主义”运动。这里的“新”，更多的是用来加以区别之前的艺术形态，并用以区别于小说、戏剧、诗歌、绘画等传统艺术方式，同时期的日本新现实主义电影却自成体系，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影响甚微。因此，厘清日本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发端、背景以及影响，明确“新现实主义”的勃兴，归纳其美学和创新特征，无论从电影理论或电影史的层面上都至关重要。 　　［关键词］ 电影；新现实主义；日本；创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5至1967年，日本的政治、经济、国民心态格局，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让日本“穷则思变”，发展出了日本的“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 　　一、战后日本电影的环境 　　1945年盟军成立了国内监察部，全称为The Civil Censorship Division of SCAP，该部门主要负责审查所有日本电影的内容。1946年3月，这个部门被并入国内信息与教育处内部的一个小组，这个信息处会通览所有完成的影片，没有他们盖上同意放映的印章的任何影片都不能公映。SCAP是二战后日本电影的噩梦，也是日本电影穷则思变的动因。日本电影人以及电影厂灵活应对高压的法令，并从法令中发展出一条求生求变之路。 　　SCAP对于日本电影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政治上的打压，更来自于艺术上的禁锢，它使得整个日本的电影体制趋于僵化，为了不触及到政治敏感，大的制片公司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而在这些牺牲品中，有一部就是黑泽明的电影《踏虎尾的男人》。这部影片战时被军方禁止，在和平时期依然被占领当局禁止。该片改编自传统歌舞伎《劝进帐》，显然不符合当时SCAP的规定，被疑为有封建思想，不宜放映。 　　但同时，一个似乎是“与之相反”的现象却是：1950年之后，日本电影由于它的艺术价值和数量众多，开始了复兴。它在1958年生产了504部故事片（其中上百部为放映历时不足一小时的中型影片）。影院数超过7 400家，观众人次高达10亿（每人每年平均购票12张）。这个在今天看来都令人吃惊甚至艳羡的数字，给当时日本电影的发展注入了另一种力量。 　　二、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兴起 　　（一）从萧条到勃兴 　　1945年8月15日投降之后，日本电影界陷入萧条。岩崎在其所著的《银幕里的战后社会史》第一部第四章《和平降临，电影终结》中写道“战后电影史从电影消亡之时开始”。而田中纯一郎在《日本电影发展史》第三卷中第49节也写到：“终战宣言一发表，全国的电影院从即日起一周内停止放映。”我们常说“历史由胜利者来书写”，而败者无影像，当时的日本电影几乎处于真空状态，而除了环境上的巨变外，这种萧条更多的是来自于心理上的荒芜。 　　战败、美国的统治和原子弹的轰炸带来的混乱局面让军国主义解禁后的日本茫然若失，直到1946年，电影才慢慢复苏。那些老一辈的电影艺术家如衣笠贞之助、沟口健二、五所平之助，和一批电影界的新人如黑泽明、今井正、山本萨夫、木下惠介等一起发力，以东宝公司的制片厂为中心，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电影运动，也就是本文将坚定地将其定义为“日本新现实主义电影运动”的伟大历史。 　　黑泽明拍摄了《无愧于我的青春》，再现了1933年大学教授们和军国主义者的一场冲突。此后，他致力于制作描述战后时期道德与社会的混乱状态的三部曲：《美妙的星期天》《泥醉天使》和《野狗》。这三部细致而有力的影片，已经展示了黑泽明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 今井正的《地下生活二十四小时》和《蓝色的群山》，山本萨夫和龟井文夫摄制的《战争与和平》，木下惠介的《大曾根家的早晨》，衣笠贞之助的《一个武士的经历》，沟口健二《女人的胜利》《夜间女人》以及五所平之助的《再来一次》，都将目光对准了残酷的战争，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1951年，黑泽明的《罗生门》问世，一飞冲天轰动了世界。世界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了日本，仿佛西方人一下子注意到原来日本也可以拍电影。随即，1952年，沟口健二的《西鹤一代女》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导演大奖；1953年，沟口健二拍摄的《雨月物语》和五所平之助拍摄的《烟囱林立的地方》，分别斩获威尼斯和柏林电影节大奖；1954年，衣笼贞之助拍摄的《地狱门》获戛纳电影节大奖；同年，黑泽明拍摄的《活着》获柏林电影节大奖；1955年黑泽明拍摄的《七武士》、沟口健二拍摄的《山极大夫》同时获威尼斯电影节大奖；1956年，市川昆拍摄的《缅甸的竖琴》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1957年，今井正拍摄的《暗无天日》在莫斯科电影节上获奖；1958年，稻垣浩拍摄的《不守法的阿松的一生》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日本电影仿佛一下子走在了世界电影的前列，而这条路日本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