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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文过程中的文化调节 　　[摘要]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文本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学分析与评论中。影视作品中同样存在着互文现象。近日在全国热播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被称为中国的《成长的烦恼》，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两剧之间具有明显的互文性特征。本文通过对这两部情景喜剧的互文性分析阐述文化在互文作用中的调节功能。 　　[关键词]互文性；情景喜剧；文化调节 　　 　　一、选择情景喜剧作为分析对象的原因 　　 　　在文化研究中，经典作品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情景喜剧作为一种“粗俗”的大众文化形式，较少为研究者所关注。但情景喜剧中蕴涵的丰富文化现象却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并加以研究的。首先，情景喜剧比较贴近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情景喜剧就是生活的快照，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本土的文化现象和价值观念，情景喜剧的研究对文化研究是大有裨益的。其次，情景喜剧正日渐繁荣。在《我爱我家》之后，随之出现了如《快乐家庭》《临时家庭》等一系列的情景喜剧。起初，情景喜剧只在各地方电视台播放，但逐渐它们也占据了央视的一席之地。从这一点来看，情景喜剧比以前占有了更重要的位置，《向阳照相馆》《东北一家人》和《巴哥传奇》等情景喜剧都被安排在央视一套播出。2006年1月份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古装大型情景喜剧《武林外传》，被媒体称为“e”时代的爆笑情景喜剧。自开播以来，便受到热烈追捧。根据央视索福瑞提供的收视报告，该剧在开播第一天收视率只有1.95％，在第二天就已攀升到4.26％，超过了去年央视收视率最高的《京华烟云》同期的收视率，成为同期开播的开年大戏中收视率的第一名。开播20天之后更是高达9.49％，直逼去年收视冠军《亮剑》10.3％的最好成绩。而近期在多家电视台热播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更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我们不能确定情景喜剧会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但不可否认的是情景喜剧这一艺术形式已经逐渐兴盛起来，随之它的影响也会比以前明显，它其中蕴涵的文化现象也会引起更多的注意，从而它也更值得我们去研究。最后，我们正在日益走入消费文化时代，情景喜剧恰好迎合了这一趋势。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消费文化正在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人们总是尝试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做尽可能多的事情，甚至娱乐也是如此。情景喜剧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制造更多的笑料，并且每集故事独立成章，错过几集并不影响后面的收看。如今，中国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着西方化。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电视界奥斯卡的艾美奖的很多奖项的得主都是情景喜剧。随着消费文化在中国逐渐被接受，情景喜剧也会成为热门话题。 　　《成长的烦恼》是引入我国较早的一部情景喜剧，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经播出就引发了收视高潮，受到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们的喜爱。当前热播的情景喜剧《家有儿女》被称为中国版的《成长的烦恼》，在很多方面借鉴了《成长的烦恼》中的结构情节。但是在借鉴的同时，由于中国文化的要求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体现了文化在互文过程中的调节功能。 　　 　　二、互文性 　　 　　互文性亦被译作“文本间性”，用以揭示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文本间的多方面联系，从而颠覆传统封闭的文本观。“互文性”概念最早由法国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在其《符号学：符义解析研究》中提出： “任何文本都是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与改造”。“另一个文本”即“互文本”，可用来指涉历时层面上的前人或后人的文学作品，也可指共时层面上的社会历史文本，而“吸收和改造”则可以在文本中通过引用、戏拟、拼贴等互文手法来加以确立，也可以在文本阅读过程中通过发挥读者的主观能动性或通过研究者的实证分析、互文阅读等得以实现。此后，这个概念被不断地赋予多重解释，从而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但又有诸多歧义的批评术语。罗兰?巴特在《文本意趣》中进一步阐释了互文性。他说：“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在一个文本中，不同程度地以各种能够辨认的形式存在着其他的文本，诸如先前的文本和周围文化的文本。”此后，互文概念被不断地赋予多重解释，从而成为一个使用频率很高但又有诸多歧义的批评术语。本文将从互文性的角度来分析文化在互文过程中的作用。 　　 　　三、互文过程中的文化调节 　　 　　《家有儿女》在筹拍之时就引起了众多媒体的关注，被称为中国的《成长的烦恼》，其中的人物设置和很多剧情都有《成长的烦恼》的影子，由此可看出《家有儿女》和《成长的烦恼》之间密切的互文性关系。但在两者发生互文现象的同时，中国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又起到了调节作用，来满足和迎合中国观众的需求。 　　 　　1　家庭结构 　　按家庭代际层次和亲属关系立场划分，家庭主要分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核心家庭指夫妻和未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主干家庭指夫妻和一对已婚子女所组成的家庭；而联合家庭则是真正的大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