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同志电影９０年代以来从躁动向和谐之演变.docVIP

华语同志电影９０年代以来从躁动向和谐之演变 　　摘要　本文主要以1990年以后出品的男同性恋华语电影(内地、香港、台湾)为考察对象，梳理华语男同性恋电影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思想内容、叙事方式以及由此映射出的社会对待男同性恋群体的接受度等的演变脉络。考察的具体文本为《喜宴》《霸王别姬》《东宫西宫》《蓝宇》，得出总体而言呈现人性化开放姿态的结论。 　　关键词　华语同志电影；酷儿理论；演变，多元 　　 　　同志问题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席卷欧美的反叛与批判文化的“解放”潮流而浮出水面的。同时，以同志问题为考察对象的酷儿理论也诞生于西方学术界。“酷儿”这一概念作为对一个社会群体的指称，包括了所有在性倾向与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这一概念从广义上讲其实指的就是在文化中所有非常态的表达方式，与女性主义一样，成为打破异性恋和男性话语秩序的有效力量，从而使世界变得更加宽容和多元。 　　在西方，早在默片时期，影坛就已经隐隐透出同性恋者的气息，美国的地下电影、实验电影率先表现出吃螃蟹的勇气，更宽容、直接地处理同性恋元素；20世纪60年代起至80年代前期，银幕上同性恋情结的丛林渐渐生长，初具规模；从80年代中期至今，同性恋电影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性恋题材的电影渐渐增多，并得到公众和专家的肯定，不时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 　　相比西方欧美国家，华语同性恋电影则显得相对滞后，这自然与华语电影总是更多承载了社会、时代、政治和国家的命题有关，同时也与社会和公众对同性恋现象的排斥与否定有关。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宽容度的逐渐提高和民主自由意识的逐渐高涨，同性恋行为由隐秘逐渐走向半公开化，同性恋者也开始了争取生存空间的努力。这一变化深深触动了一些具有先锋意识的华语电影艺术家，他们开始把目光对准了同性恋者这一弱势群体，进而以有别于传统的书写姿态认真地开始了对同性恋这一边缘题材的探索和体验。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华语同性恋电影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从早期暖昧的《喜宴》《霸王别姬》到后来直白的《东宫西宫》《河流》三部曲，直到新近的《蓝宇》，同性恋影片不时地冲击着我们的视野，并且在国际上频频获奖。尤其是2001年关锦鹏导演的同性恋电影《蓝宇》一举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观众票选最佳影片等五项大奖之后，同性恋电影作为当今华语影坛一种势头强劲的类型电影的地位便更加巩固了。 　　值得一提的是，华语导演们在表现同性恋这一题材时，并不是简单的猎奇表现，随着时代的变迁以及人们对同性恋认同程度的变化，这些创作者对同性恋题材的叙事方式与策略亦有所改变，透露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具体表现为，在同性恋文化遭排斥与禁止的时代氛围里，李安、陈凯歌采用了一种多主题、多角度的叙事方式，将同性恋主题隐藏于历史或文化等母题之中，在传统文化的阴影里对带有异端色彩的同性恋题材浅尝辄止；到了90年代中后期，受西方“酷儿”理论和“酷儿”运动的影响，张元、蔡明亮等导演挑战正统道德观念与异性恋霸权主义，以十足的勇气和叛逆之姿对同性恋者艰难的生存状态和曲折的心路历程予以展现和剖析，发出正面的呐喊以表达对异性恋霸权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到了21世纪初，当声嘶力竭的咆哮与呐喊并不能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的时候，关锦鹏则反之在一种平静如常的叙事中拍摄了《蓝宇》，抛弃了对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斗争与对立的纠缠，而是重点阐释了二者作为真爱的质的无差别性，关导以抛弃世俗、超越现实的人文理想构筑了一个温馨、动人的同性恋曲，并在艺术上与票房上都取得了极大成功。 　　 　　一、90年代初：迂回性尝试 　　 　　90年代初的华语电影只是尝试性地涉及了“同志”这一领域，影片主旨既不是对同志现象的探索和拷问，也不是反映同志边缘性的生存状态。 “同志”问题只不过是导演借助表现电影主题的工具。 　　1993年，陈凯歌导演了中国本土的第一部涉及同性恋题材的电影《霸王别姬》，并获得法国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而蜚声国际；1994年，李安导演了自己的家庭三部曲之一的《喜宴》，阐释了同性恋与异性恋的关系，该片获得柏林影展金熊奖。然而在当时，无论中国本土或是台湾，同性恋问题都处于一个极其边缘的地位，社会的宽容度还未能达到让同性恋文化进人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程度，再加以二位导演都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下长大，或许其本身就对同性文化存在着认同迷惑，所以陈凯歌、李安在涉及同性恋题材时，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曲折的叙事方式，将其与亲情主题、文化主题及历史主题纠结在一起，在多重主题的掩护下对同性恋题材浅尝辄止。 　　李安导演的《喜宴》是第一部涉及同志生活的华人电影，它讲述的也是同性恋与异性恋对立而又并存的故事。但影片只是借助这一敏感话题作为揭示主题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