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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俗一例与移风易俗的报道原则 　　 卜元、刘婷在《新闻民俗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一书里,提出的八大报道原则之中,有一个叫移风易俗。现试以广西一对青年大学生男女到延安老区后,办“红色婚礼”的故事,对这一报道原则,做简要介绍。 　　《三秦都市报》2009年11月20日头版版心刊登了巨幅彩照《一对新人两个村官(主题)延安首对大学生村官昨结良缘(副题)》,A8版以图片新闻副题做主题,另拟了肩题《告别城市到农村,不穿婚纱穿军装》。所谓“军装”,指当年红军穿的灰布军衣,红领章、红五角星帽徽。头版点金栏配发了评论《青春理想诠释人生幸福》。接着,11月21日发了《“谁说80后没有责任感” 延安首对大学生村官喜结良缘引发热议》。有关报道见报后,读者致电报社,网上留言不断:“他们是在作秀!”“他们能坚持多久?”“他们能放下大学生的架子吗?不信”等。11月23日,该报刊发了后续报道《对话延安大学生村官叶伟强(肩题)“我不想作秀只想干实事”》。 　　 可见,这家报纸很关注叶伟强和谢丹丹的婚事,认为“他们把农村当做理想的栖息地,他们把青春的热血洒在老区的热土上,他们的选择是令人钦佩的,他们的幸福是令人羡慕的”,并将他们与“空言”族、“啃老族”、“月光族”进行比较。 　　 卜元、刘婷在《新闻民俗学》中指出:“民俗新闻的移风易俗原则指,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报道富有新闻价值的事实时,将推陈出新、弘新风导良俗作为观察、分析、判断民族习俗与地域习俗的一条‘红线’,既以此衡量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因袭倾向,又以此衡量适应21世纪全球化和中国国情的民俗变异性倾向。” 　　我们认为,新闻报道中运用纯客观手法对民俗事象“有闻必录”,并不能实现正信息与负信息传输的均衡。报道民俗新闻中以猎奇、媚俗,或刻意品尝消极、阴暗、龌龊为能事,为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所不容、所不齿。大众媒体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优秀民俗文化“拨开迷雾”,引导人们生机勃勃又“和而不同”、共存共荣地往前走,是一种社会责任。 　　在中国现代、当代史上,大学生或者知识分子到延安去,曾有两次“高潮”。一次是抗战时期,从京、津、沪、穗、汉和西安等大都会冒生命危险奔赴延安,在那里的男女青年,为共同理想与情感,走进婚姻殿堂,乃情理中事。他们成为建立新中国的“红色种子”。另一次,不少人响应毛泽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号召,戴着“红卫兵”袖章,为某种冲动与鞭策,奔赴陕北老区,也有一批走进婚姻殿堂。他们的境遇很复杂,大多数“老三届”后来重回大都会,有的考入大学,也有少数扎根于斯。习近平就是当年在陕北下乡的知青中的一员。路遥是陕北人,延安大学中文系毕业,其妻子也是自北京来延安插队的知青。 　　叶伟强和谢丹丹到延安当村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在城镇化中就业发生困难,自广西来的,算第三次“热潮”吧。这一回,陕北发生天翻地覆大开发,榆林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超过西安,并将崛起为秦晋甘宁内蒙交界有一二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延安经济在突飞猛进,那里将吸纳大批有知识有技术的人才。叶伟强和谢丹丹在那里具有如鱼得水、发挥聪明才智的客观条件。叶伟强回家乡,养了30头牛,承包了30亩地种玉米、栽苹果树,开了个好头。 　　从历史进程与叶伟强、谢丹丹的行为包括婚礼仪式及着装、唱信天游分析,那更是一种回归,而非“时尚秀”。 　　叶伟强说:“年轻人做事就得敢想敢干,要实干,干就干得风风火火,不能只计较眼前得失,前怕狼后怕虎。” 　　从思维与文化内涵说,也是这“延安精神”的回归。 　　《三秦都市报》捕捉叶、谢婚礼,只是一个报道契机与题材切口。 　　就报道婚礼这件事的民俗文化本体说,是对动辄花数百万元、数千万元办婚礼,开一二百辆高级轿车,开数百席盛筵而言,也是中华民族婚事简办、不铺张浪费习俗的传承。同8位富翁网上征婚、4000多名“佳丽”应征那种“过三关”相比较,叶伟强、谢丹丹是大学同学,同回家乡当村官,以感情为基础,携手走上婚礼红地毯,那一个才“做秀”呢!《三秦都市报》这个民俗新闻做得很及时,连续报道设置议程,引导受众民主讨论的方式也对头。 　　媒体的舆论场,不是官场,也不是法庭,动不动摆谱下断语、判词,不见得能取得好的传播效果。当然,报纸也应该有倾向、有旗帜。例如,叶伟强、谢丹丹当村官并以延安“红色传统”习俗办婚事,是不是“做秀”,就需要“托事说理”,加点儿评论。至少应当用移风易俗的民俗新闻学理,引导读者、网友继续探讨,弄出个“张道李胡子”来。《三秦都市报》在此点上,似乎仍需要往前走一步。 　　移风易俗并不是一个新的社会政治学论点与信息传播原则。在中国历史上,移风易俗早就被视为社会长治久安之法宝和历朝历代施政之大端。数千年的中国民俗文化史上,有作为、有建树的政治家、思想家对风俗都采取“一分为二”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