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出土的陶瓷象棋.docVIP

江西出土的陶瓷象棋 　　象棋起源很早，在宋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开始盛行，这与象棋规则趋于成熟和定型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司马光撰《七国象戏》，晁补之著有《广象戏图序》，这些专著对宋代象棋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尤其是南宋时期，上自皇帝，下至庶民百姓，几乎人人都爱好下象棋。在南宋宫廷中，不仅有围棋待诏，也有象棋待诏。《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中就记载了象棋待诏杜黄、徐彬等十人的逸闻。1974年福建泉州后渚港发现一艘南宋末年的木质沉船，在第十舱中发现了20枚木制棋子，有红和黑的马、将、仕、车、象、炮等，名称与现代象棋相同，这是船上水手带人船舱中作消遣用的。在四川省江油县也出土了两副宋代铜制象棋，棋子中将、士、象、车、马、炮、卒俱全。象棋活动的盛行直接带动了象棋具的发展，至南宋时期，凡宜于制作棋具的所有材质都已被使用，除皇家贵族、达官贵人们使用的檀木、象牙、玉质等高档棋具外，普通木质、石质、铜质、瓷质类的棋具更是普及。瓷质象棋具是北宋开始出现的，江西地区出土瓷质象棋子数量较多的是景德镇湖田窑和吉州窑。 　　湖田窑出土的象棋子，均为圆饼形，上下两面较平。白或灰白胎，多数素面，有的外壁施釉，釉呈青白或青白泛灰色、泛白色。底面有的留有黑褐色垫烧痕。按照所刻划兵种文字的不同形式，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单面有字，此类象棋子又可细分为4种，一种是底素面，正面模印单字，字体经过加工刻划，有楷字“将”“士”“车”“马”“卒”(图1～3)、“石包”(图4左)和隶字“卒”(图5)，直径3.2～3.9厘米、厚0.7～1厘米；第二种是底部素面无纹，正面一道凹弦纹内模刻“将”(图6左)、“士”(图7左)、“马”(图8右)字，直径2.4～4厘米、厚0.65～1.5厘米，有的腹部前后有一圆形穿孔；第三种是正面一周缠枝花纹内模刻“车”“士”字，直径3～3.5厘米、厚0.4～1.1厘米；第四种是正面一道弦纹墨书一楷书“卒(图10右)”字，直径4厘米、厚1厘米。 　　另一类是两面均有字。即在棋子正反两面刻写同样兵种的文字。白或灰白胎。外腹壁施釉，青白釉泛灰色。此类棋子又可细分为三种：一种上下两面仅刻“卒”(图11)字，棋子大而厚重，直径5厘米、厚1.6厘米。第二种是上下两面一道凹弦纹内刻划“象”“马”(图8左)、“包”(图9左)、“石包”(图9中)、“卒”(图10左)、“驽”(图12)，直径2.6～3.6厘米、厚0.4～1.2厘米，有的腹壁中部有一圆形穿孔；第三种上下两面一周缠枝花卉纹内刻“士”(图13左)、“车”(图14中)字，直径3厘米、厚0.3厘米。 　　湖田窑象棋子的制作均采用模范成型，湖田窑遗址发掘出土不少瓷质象棋模范，灰白、灰黄或黄白素胎，内外均不施釉。母范也即模，用于翻制子范的器物原形。不过象棋子母范只见“石包”(图15中)字，圆形，顶面中部上凸，一周凹弦纹内刻“石自”字。直径4.6厘米、高2.2厘米。湖田窑象棋子模范绝大多数是子范，能够直接用来制作棋子。均为圆形，腹壁较直或斜直，正面中间凹下刻字，依范内刻的字体不同，分两类，一类是范内刻阳文，模印的棋子则为阴文。直径3.3～6.1厘米、高1～3.4厘米。有的仅刻反文“士”(图16)、“车”(图17右)、“卒”(图18左规划下)；有的一周凸弦纹内刻“马”(图19)、“石包”(图15左、右)、“辛”(图18左上)；有的正面一周花纹内刻“：土”(图20)字；有的一周凹弦纹内刻“车”(图14右)、“?h”、“卒”(图18右下)。刻写“辛”字的内范，有可能是“卒”字的误笔。其中l件刻有“士”的内范外底刻有一“李”字，应是窑工的姓氏。另外一类是正面刻阴文，模印出的棋子为阳文，高1，3～1，8厘米、直径3～3.5厘米。正面一周弦纹内分别刻“马”“炮”(图17左)、“卒”(图18右上)字。 　　湖田窑出土的象棋子涵盖将、士、象、车、马、石包、卒等7个兵种，文字与宋代陈元靓《事林广记》所录棋谱的写法一致，即有将无帅、有象无相、有?h无炮、有卒无兵，没有出现兵种名称上的变化。而存疑的元代象棋谱《游戏大全》刊载的双方兵种名称分别为“帅”“士”“相”“车”“马”“炮”“兵”和“将”“士”“象”“车”“马”“炮”“卒”，出现了将一帅、象一相、卒―兵相对的情形，使对弈双方兵种出现了名称上的区分。根据湖田窑考古发掘的层位关系，以及象棋史研究者关于象棋棋子经历了由唐代的立体棋子到宋代一面图案一面文字或两面文字，再到宋元之际的两面或单面文字的发展历程，我们判断湖田窑出土的两面刻字的瓷质象棋子的时代为南宋，有可能早到北宋晚期；而那些一面刻字的象棋子应该属于南宋时期，其时代晚于两面刻字的象棋。 　　宋代定型象棋中并没有“弩”这一兵种，“弩”字棋子在宋代属于七国象戏和广象戏的兵种。湖田窑出土一枚“弩”字棋子，足证南宋时期那种用围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