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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辉煌五百年 　　综观历史，山西是我国文明发达较早的省份之一。由于山西开发较早，富有煤、铁、铝等各种自然资源，从古代中国的版图来看，又处于“八方辐辏”的中心地带，所以历史上山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很长时间内都位居全国其他各省(区)的前列。汾河下游的晋南盆地、汾河中游的晋中盆地、晋东南的上党盆地一直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重心。早在先秦时代，晋南地区就开始了商业交易活动。晋文公称霸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是有名的商业集镇。秦汉时代，太原、平陆、平遥、汾阳等地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隋唐时代又出现了泽州(今晋城市)、太谷、平定、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李唐起兵太原，定太原为北都，跨汾河两岸，商业繁荣。唐朝诗人韩愈有诗描绘：“朗朗闻街鼓，晨起似朝时”。明清时期，晋商上通朝廷，下结官绅，商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白银滚滚从各地流回乡里，置田产，起楼阁，显赫一时，据沈思孝《晋录》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逐步成为令人侧目的商帮。山西商帮又称晋商，主要经营盐、丝、粮食、棉布、铜铁以及汇兑业务。在众多的晋商中，尤以盐商、茶商、票商、粮布商以及对日贩铜的铜商最为著名。 　　 　　晋商之崛起――盐商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为了防御打击漠北的元王朝残余势力，明政府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甘肃等9个边防重镇，从而形成一个很大的军事消费区。为了解决北部边镇粮饷供应，洪武三年(1370年)始创开中法，即明朝政府利用国家所控制的食盐专卖权，规定商人只要把粮食运到边境粮仓，便可向政府换取贩卖食盐的专利执照――盐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的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政府规定的销盐区去销售食盐获取利润。 　　盐是人们生活中的日用必需品，卖盐可获取高额利润，地临边境的山西商贾便借助纳粮中盐政策的实施大显身手。他们或往边镇贩运粮草、铁器、茶叶以换盐引，或于边地雇人垦荒种地(即商屯)，把收获的粮食就地纳仓以换取盐引，迅速获取厚利。在山西众多商人中，许多是由小商贩发展成为大粮商和大盐商的。如李因笃的祖先，原是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最初种田兼做小买卖，俟开中法实施后，其曾祖父贩运粮食到延安柳树涧上，纳谷数千万石，供养安边、定边、安塞边军数万人，可见其经营粮食之多。平阳府商人王玺往辽东贩运商品，仅10余年就成了巨富。商人王一鹤开始经商时，靠贷款在里邑卖布，后来到江浙一带贩棉布到九边去卖，资日厚。以后又去准浙、扬州经营盐业，资大起，成了大盐商。当时，山西盐商大多出自平阳、泽州、潞安、汾州、太原、大同等地。据史料记载：“蒲多豪贾”，不少山西商人“赀数钜万”，甚至受判为皇商。 　　随着边境局势的平静以及无法保证开中法的正常推行，明政府不再着眼于巩固国防，而是致力于充实国库，并且建立起以银货为中心的边饷筹集体制，开始以纳银来代替纳粮、纳草。随着开中法的废弛和折色银的实行，一部分晋商在这演变过程中获得了巨额收益。山西盐商所以能在财力上压倒其他商人，是和他们在盐商界占据垄断地位分不开的，而垄断是当时获取最大和利润的条件。凭借垄断盐引，他们发展为拥资数十万乃至百万的富商大贾。当时，只有新安商人可与晋商分庭抗礼。 　　山两盐商经营规模的扩大还表现在活动地域的拓展。在运司纳银制实行之前，他们的活动舞台主要为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到明中叶开中法改为折色制后，山西盐商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据明?韩邦奇《苑洛集》：平阳府商人席铭“历吴越，游楚魏，泛江湖，懋迁居积，起家巨万金，而蒲称大家，必曰南席云……”张四维在《贺洛川陈君恩赐荣亲序》中记述碧山公的经商范围时称：“自甘鄯、银绥、云中、上谷、辽左诸塞，沿以内若秦、燕、青、豫、扬、吴、蜀、楚，通都大邑，凡居货之区，莫不有碧山公使矣”。可以说西起西域、东到辽东、南至岭南、北迄漠北的广袤土地上都有晋商的足迹。 　　伴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山西盐商经营项目亦逐渐增多。他们除经营盐、粮、丝、茶外，举凡军民用品无所不营，盐米、棉布、铁器、丝绸、木材、瓜果、金融、典当、牲畜、香药草料、陶瓷器皿应有尽有，形成种类繁多的各色商人。 　　 　　对外贸易之茶商 　　 　　明清时期，在人数众多的山西商业大军中活跃着一支进行对俄蒙贸易的商队，这就是山西茶商。他们北上西向，东渐南下，在半个中国范围内采购茶叶、丝绸、土布、瓷器、手工艺品及本省烟叶、米谷、酿造品、铜铁制品等，运往中俄边境的恰克图市场，以换取俄国皮毛、呢绒、五金、家畜、玻璃器皿。为适应巨量商品运输的需要，他们在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自备大批马匹、骆驼、牛车，常年奔波在塞外运输线上。驼行常数房相随，以致队列之驼累百达千，牛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