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弄孔子戏”.docVIP

历史上的“弄孔子戏” 　　有句老话叫“台官不如伶官”，意思是讲古代的优人、戏子也就是伶官，他们常常能以演“优谏戏”等独特的方式，参与政治，讽喻朝政，为民请命。他们往往要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装腔作势的庙堂之器――“台官”们要强出许多。优伶戏子的节义、智谏、壮烈事，在历史上是不胜枚举的。比如有名的剖腹明心，劝谏武后的安金藏；在安禄山面前掷乐器于地，宁愿被肢解不向叛贼低头的雷海青；为民之艰苦谏言，甘冒“诽谤国政”罪名而献身的成辅端等等。他们的行为真能让以儒家为代表的，那些常叫嚣“诛优”的庙台之官为之汗颜。 　　低贱的伶官戏子常被儒生说成是逸乐，淫乱，亡国的诱因，被他们斥骂、请诛。倒是欧阳修有见识，他主撰《五代史》，首编《伶官传》。中学课本中收有他那篇著名的《五代伶官传序》，有句话是课本要求学生背诵的――“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这无疑是讲了一句公道话。面对儒生的鄙视与加害，伶人们自古以来就并不示弱，他们一直创作、流传着讽刺嘲弄孔门圣贤、门人、高文典籍的戏剧，一有机会就拿出来演。我们把优伶与孔门之“宿仇”的缘起，以及这一对冤家相讥相搏绵延千年的事例，连缀起来看看是很有些意思的。这“宿仇”自然开始结于孔子，请看《谷梁传?定公十年》： 　　 　　夏，公会齐侯于颊谷……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此事的讲述，与《谷梁传》差不多，主要是孔子讲的话有所不同――“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但不管孔子那话是如何讲的，孔子的意思却是大同小异，都是没有什么理由的。道理很简单，即使鲁国君主受到优倡的“笑”或“荧惑”，齐国人犯法自是无须鲁国丞相来定罪的。更何况这也没有什么明确的不敬，也看不出有别的罪过。怎么就能去害得人家“首足异门而出”呢？纵是倡优轻慢失礼，按儒家套路，君受辱，臣当死。也用不着去制造“莫须有”的罪名，用外交要挟来杀害无辜艺人，以此营树自己忠臣能吏之情状，就好像这一切就消解了君之受辱的“古之大事”。而且这种杀人行为与孔子倡导的“仁”与“爱人”的语录标榜是南辕北辙的。此事无疑是他被后世多有诟病的地方。这一历史事件也自然激起了后世“优孟衣冠”者对他的不满。有文字记载的发泄从唐文宗时（827-839）始，当时宫中便出现“弄孔子”的杂戏： 　　 　　太和六年二月已丑，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人“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黩？”亟命驱出。 　　《旧唐书?文宗本纪》 　　虽然这次杂戏没有演成，但可见伶人已于此前就已精心编构好了这出剧了，甚或在别的场合之中就有成熟演出也未可知。至于早前多少年就有这种“弄孔子”的戏，我们不能说没有，只是目前没有文字记载和别的文物佐证，还有待今后的考察论证。 　　到了宋朝，“弄孔子”的戏又开了锣。宋人黄监《杨文公谈苑》中讲到，在至道二年（996年）重阳这一天，太子与诸王宴琼林苑，教坊以夫子为戏。太子宾客李至言，用上面讲到的唐文宗面对同样的事例的表态来谏请停止演出，且添油加醋地说，当时文宗“遽令止之，笞优人”。于是此种戏又一次在宫廷里遭禁止演出。 　　据曹燕柳著《中国古代话剧》中说，宋神宗末年，有一出加进了王安石的“弄孔子”戏。优人让孔子坐在中间，颜回、孟子、王安石等坐在旁边。剧中孔子及其弟子屈于王安石的权势而唯唯诺诺，可见伶人们对他们这些“圣贤”是在极尽讽刺、挪揄之能事。而且那时候就搞出古今人会于一堂，类似“关公战秦琼”的戏来，表明他们的编导意识可以说已经非常“现代派”了。 　　更有甚者，还有在孔子后代面前搬演“弄孔子”戏的事情出现。《宋史?孔道辅传》讲孔道辅这个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他奉命出使契丹时，“契丹宴使者，优人以文宣王为戏”。把“戏孔子”用于外交场合以辱孔氏后人，这也许应算是孔子当年外交场合逼杀伶人的“报应”吧。不单是契丹人这样搞，孔道辅的儿子孔宗翰，在自己的朝廷里也要面对这样的侮辱。他曾为皇帝首肯演出的“弄孔子”戏而据“理”力争。宋人王阚之的《渑水燕谈录》中记载了元?v（1080-1093）年间的这个事情。 　　宋人洪迈《夷坚志》中讲到南宋绍兴年间一出“弄孔子”戏，连具体台词都有。如其中有孟子对孔子发火的话“三千之徒皆不如我”；有旁人对短命的颜回的嘲弄语言，“使汝在世，非短命而死也，须做出一场害人事”。这样丑化儒门圣徒在当时也真是够大胆的了。优人的“流侮圣言”，“以六经前贤为戏”贯穿于整个宋代。南戏《荆钗记》的主角王十朋在其《梅溪集》之前集六中，对此现象有诗题感慨，这也可见当时在民间此类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 　　 　　剡之市人，以崇奉东岳为名，设盗跖以戏先圣，所不忍观，因书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