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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窑淡青釉青瓷 　　龙泉窑是中国制瓷史上烧制时间最长、生产规模最大、产品质量最高、外销范围最广的青瓷名窑。现已发现龙泉窑遗址500多处，仅龙泉境内即有370处。窑址以龙泉为中心，绵延至丽水各县及金华、温州、闽北等地。在龙泉窑一千多年的制瓷历史中，出现于五代至北宋早期的淡青釉青瓷，因其具有独特个性，并似乎游离于龙泉窑的发展脉络，引起诸多研究者的重视。 　　 　　考古资料中的淡青釉青瓷 　　 　　至目前为止，烧制淡青釉青瓷的窑址仅见于龙泉小梅镇的金村一带。金村距龙泉市区近50公里，金村窑址群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窑龙泉窑遗址中的一片，共有古代窑址30余处，发现烧制淡青釉青瓷的窑址仅有5处，其残件、瓷片所处地层均在窑址废品堆积的最底层。 　　根据窑址调查和墓葬出土物看，这类青瓷的器型有多管瓶、盘口壶、执壶、盏托、盏、盅、花盆等。墓葬出土物中较为典型的是现藏龙泉青瓷博物馆的1组3件器物，即五管瓶、双系盘口壶和执壶，1976年12月于龙泉市查田墩头村出土。其中五管瓶通高42厘米，器高31.2厘米，口径8.2厘米，最大腹径20.5厘米，足径9.5厘米。以荷莲为主要装饰内容，运用刻划、堆塑等装饰手法，瓶腹部刻饰覆蓬，肩部分列荷茎状五管，肩缘堆饰一圈水波状条纹，盖刻饰浮雕双重莲瓣，瓣脊凸起，盖顶堆塑荷叶和花蕾作钮，周围作池塘形，上塑4只戏水的水鸭，其中两只嘴衔小鱼，造型生动，制作精良。1998年中国邮政局发行4枚一套龙泉青瓷邮票，其中第一枚即为该五管瓶。同一组合的双系盘口壶通高40.5厘米，器高33.2厘米，口径10.5厘米，底径8.6厘米，盘口，长颈，颈肩结合处粘贴双系，肩缘和腹部各堆饰一圈水波状条纹，盖顶堆塑的荷叶和花蕾形钮与五管瓶所饰一致。壶体除盘口和颈底划饰数道弦纹外，余为光素。执壶高17.8厘米，口径7厘米，底径6.5厘米，盘口，长颈，颈肩结合处粘贴双系。瓜状腹，刻以4组双凸线作为瓜瓣的分界线。曲线流，弯形双条形把手。 　　 　　除龙泉市查田墩头村墓葬出土的3件淡青釉青瓷外，各地尚有不少这类青瓷出土，器物特征多与金村淡青釉青瓷窑址标本相同，可以确定此类产品为金村烧制。它们除釉色淡雅外，其共同特点为器形端庄，比例协调，刻划精细，纹饰生动，线条流畅，胎质白净，器壁匀薄，胎釉致密，与前代及其后的龙泉窑其他产品相比，可以说独树一帜，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 　　 　　淡青釉青瓷的年代及性质 　　 　　关于淡青釉青瓷的年代，朱伯谦先生在《龙泉青瓷简史》中认为：淡青釉多管瓶(如上述五管瓶)“与1964年温州市五郭大桥头石桥桥墩下出土的开宝三年(970年)瓷质铭文碑和在河床中发现的执壶、瓶等瓯窑瓷器，在质地、釉色和造型等方面都相似。所见的盘口长颈莲瓣壶，则与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底部刻‘太平戊寅’款的莲瓣纹壶相同。由此可知淡青釉青瓷器的烧造年代当在五代末和北宋早期”。 　　从考古调查的资料来看，淡青釉青瓷在金村相关窑址中处于堆积层的最底层，其上层为风格迥异的青釉产品，这类青釉产品已有足够的证据能够确定为北宋中期及稍后所烧，因此，淡青釉青瓷的下限年代应为北宋早期，这一点与朱伯谦先生的观点完全吻合。至于淡青釉青瓷的上限年代，除与相关纪年瓷对比外，通常还引用宋人庄季裕《鸡肋编》所载：“处州龙泉……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出于此。”这里所指“钱氏所贡”即为此类淡青釉青瓷器。但今人对《鸡肋编》所述亦颇有争议，认为在已发掘的五代吴越国钱氏家族墓中未见这类淡青釉青瓷器，并认为“谓之秘色”系张冠李戴。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出的十余件越窑青瓷器，在记录法门寺皇室供奉器物的物账上被称为“瓷秘色”，因此，所谓“秘色”应专指越窑贡瓷，而非此类淡青釉青瓷器。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的被定名为“瓷秘色”的固然是秘色瓷，但“秘色”的概念或许并非专指一种。有文献说宋人解释“秘色”为：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控制了越窑场，命专烧供奉用的瓷器，秘不示人，庶民不得使用，且釉料配方、制作工艺保密，故名。也有人认为所谓“秘色”是指某种釉色，即唐代诗人陆龟蒙诗中描述的“千峰翠色”。还有观点认为法门寺塔所出为唐代的秘色瓷，而五代吴越国钱氏也可在其他地方开辟窑场烧制贡瓷，也可谓之“秘色”。这后一种观点还真在实物资料上找到了证据：数年前，有专家意外获取一片淡青釉四系罐瓷片标本，上有铭文：“天福元年修建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天福元年即公元936年，吴越国世宗文穆王钱元??在位。天福系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年号，据此可知，此时所烧官物应是进贡石敬瑭的。当然，当时官物仍以越器为主，龙泉的淡青釉青瓷器作为另一种风格的官物，其数量、传播范围至今尚难以确定。并且，因为是“试烧”，成功与否、产品最终去向及用途均难以定论。从淡青釉青瓷风格与其前的龙泉窑青瓷迥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