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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影文学中悲剧的魅力 　　摘要　作为电影文学文本的《画魂》具有双重属性，并在由此构成的“互文”关系中生发出丰富的意义，我们认为，悲剧的艺术魅力也正是在文本的这种“互文”建构中生成的。运用文本分析的方法，《画魂》中悲剧的意义生成，主要体现在文学文本(小说)、视觉文本(电影)以及历史文本(原型)三个层面。同时对悲剧魅力在电影文学文本中发生作用的审美机制，也应该给予初步讨论。 　　关键词　电影文学；悲剧的魅力；《画魂》；文本分析；互文性 　　 　　从类型上看，石楠所著的女性传记小说《画魂》，经由张艺谋导演拍为电影以后，也便披上了“电影文学”的色彩。小说是文学文本，而电影是视觉文本，此外还存在它们共同的另一个文本――也就是作为原型的历史文本。从读者(观众)的角度来看，《画魂》的电影文学意义的产生正是介于三个文本之间，也可将之看作“文本间性”。在读者或者观众看来，他们所接收到“意义”恰恰是在文学文本(小说)、视觉文本(电影)与历史文本(原型) “互文性”的关系中把握到的。这样看来，《画魂》的意义也正是在三者关系之间被呈现出来的。无疑，《画魂》体现的是一种悲剧的魅力。看过《画魂》(无论小说还是电影)，想必会为主人公潘玉良的艺术奋斗生涯感动。然而，又有多少人读懂潘玉良呢?由于意义依赖于不同文本进行呈现，因此，人们很难本质性地去解读潘玉良。的确，在文学逻辑中，电影元素塑造的形象也融进了小说文本中。我们认为，潘玉良对艺术的执著是源于她经验过的痛苦，悲剧性激发了人格的觉醒和升华，让她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成功的艺术家。而电影文学中悲剧的魅力，使这一切具有世俗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学里，虽然也有描述悲剧故事的作品，但是往往以正义的胜利或悲剧人物妥协或浪漫主义的手法冲淡了悲剧的味道，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痛苦在艺术作品中淡化，人格的独立、人性的崇高也随之淹没，人格精神完美让位给了灭欲忍让，从而达到心灵和社会的和谐。痛苦是唤醒人格精神的一味良药。只有深沉而剧烈的痛苦，才能激起生命里的意志，形成一股经久不衰的动力，从而真正体味到生命的价值。而这种潜在的意识一旦遇到优越的环境，就会像一粒种子遇到沃土、甘露的滋润一样立即破土而出，显示出一股不可压抑的生命力。出身于农家的潘玉良很小就被卖给妓院，安徽农村的艰辛给她勤劳、自强的品格，也为她在妓院出人头地打下了心理基础，正因为她的勤学、自强、自重，赢得了新思想的潘赞化的好感和爱情，帮助她出了妓院、教给她文化、支持她学画。如果是一般的女性，她们就可能会陶醉在这转眼间得来的幸福里了。而潘玉良却并没有这样。她忘不了她有过的痛苦，忘不了她曾经当过妓女，她的心灵是压抑的，静止的，以至她到了上海后看到洪老师作画总是偷偷地看。到上海后，潘赞化又因事务在身而回安徽上任后，潘玉良的个人生活就变得更加孤单，她只有通过废寝忘食的画画、读书来减轻内心的痛苦，而对艺术的投入也唤醒了她对自我的自信。从此她更加发奋的学习艺术，以至后来风雨无阻地远赴法国学习西方艺术，为她在艺术上和社会上都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荣誉，然而已经深深地受到了西方文化教育熏陶的她，在她学成归来时却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又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她在艺术上、工作上、家庭生活方面都陷入了更深的痛苦之中。她那被唤醒自觉意识受到了压抑，在与传统文化的较量过程中，她虽然失败了，但她却保住了自我的主体意识，也更加深刻地认识了传统文化，最后她带着这份深切的体验又回到了艺术之都巴黎，在那里孤独地度过她的下半生。在那里，在痛苦的艺术奋斗中忘却了自己暂时的痛苦，最终达到她艺术上的最高境界，中西合璧，成为中国艺术史上早期一位杰出的女油画家，有“东方的马蒂斯”之称。作为电影《画魂》，导演张艺谋成功地保留了原小说的特色，成功地塑造了女主人公潘玉良那执著的艺术奋斗精神，因而引起了国内观众的热烈反响。这应该说是悲剧的魅力，来源于潘玉良的艺术奋斗史和作家的艺术加工，使悲剧冲突更有戏剧性，更为突出了人格的力量的崇高和伟大。 　　当然，在中国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产生过。因为中国传统文学虽然也有带悲剧性的文学作品，如《窦娥冤》、《红楼梦》、《拜月亭》之类，但是从来没有描写过人性的执著与崇高，只是对现实社会做一些温和的批判、揭露，而没有认真描写过人的主体精神与现实社会斗争的过程的惨烈，没有达到高扬人性完善人格的作用，艺术失去了塑造人们完美心灵的作用。而这篇小说却能给人以启发，让人最后精神振奋，虽然这篇小说并没有给人恐怖或令人同情的艺术效果，但它通过主人公与隐藏在她内心的痛苦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最后自身死去，整个故事弥扬着一种人类积极向上的人格精神，因而给人一种忧郁的喜悦，给人一种淡淡的优美的悲剧味，这也是《画魂》能取得成功的审美意识的根基。 　　在上面的文本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潘玉良的人物结构是充满悲剧性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