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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殊与深入：研究生教育方法谈（之三） ——“大师思想seminar”的实践 邓正来 陈纺 （邓正来：吉林大学法学教授；陈纺：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硕士生） 一、课程的设置与表达的教学理念 1、邓老师，很高兴今天能与您继续探讨您在吉大开设的第三门课，这门课叫做“大师思想seminar”，能否先请您解释一下，这个名字是代表什么意思吗？ 答：主要是一门讨论课的意思。但有它自身较为独到的这样两个特点：一是我们在这门课上只研讨西方重要的法律哲学家的思想；二是这门课的讲授主要以老师、学生在一起共同讨论的方式完成。费孝通先生曾将seminar翻译成“席明纳”，并趣解为：“席”就是首先大家坐在一块，“明”，就是接下来互相阐明道理，最后“纳”，就是说在讨论中要有一种兼容并蓄的气度，含纳各种思想在一块争竞。费老此言虽通俗，但基本上也能够概括我们这门课的大体旨向了。 2、您刚才谈到“研讨西方重要的法哲学家的思想”，依我看来，想必不会是随便六七好友，席地而坐，就可以拉杂谈之的事情，因此还要请您介绍一下这门课对学生都有哪些预备性的要求、以及讨论的程序是怎样安排的？ 答：的确不是随意的。讨论程序是这样的：先由一位专门研究某位法哲学家思想的学生，为所有参与者作一个大概30分钟的主题报告，以奠定后面讨论的基础。然后是自由发言阶段，在指导教师的组织下在场所有人都可以参加讨论。第三阶段，由教师来针对主报告、及自由讨论中的取向和开掘出来的新问题作一个总的学术点评。 这里，报告人最重要，我选择的都是专门研究某一法哲学家理论达两年以上的学生来做。当然，一般是在学位论文开题或者答辩以后才有资格来为大家作这个报告。在这方面我很严格，比如第一次主报告是由一位硕士论文专门研究霍姆斯法学理论的学生做的，第二次则由刚刚完成研究朗·富勒思想的博士论文的学生来做的，第三次的主报告由硕士期间专门研究特维宁“一般法理学”的一位学生来做，其后也一直如是。因为，如果主报告没有价值或者不可信，那么整场讨论的水准和效果就将很难保证。 至于对其他参与者的要求，原则上是要同时参与“小南湖读书小组”和“原典精读”这两门课的学生。因为讨论课需要其他课程在学术上的配合，而“小南湖读书小组”的学术训练是较为基础性的，更直接的是“原典精读”，因为每次seminar讨论的文本都是事先由我在“原典精读”课上带大家逐字逐句翻译过的。因此，这个翻译的过程保证了每位讨论者已较为准确地把握住了文本。有了这份知识准备，才有可能形成一场参与者在较高的共同基础上相互沟通的深度学术讨论。因此，最好是能有这种知识准备，但是其他的同学只要感兴趣，不论年级、专业，我们也都是一律欢迎的。 3、邓老师，我想初次听到你们的讨论模式的人，会容易产生这样一种担心：就是说，一些人针对某些理论问题在一起进行探讨，这无疑需要一个可以作为讨论之基础的参与者的基本阅读量或说相当的知识贮备作为支撑。否则的话，讨论很可能会“徒有其表”而流于形式，却失去了实质性的对于问题的推进意义。不知道您的课上可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或者说，您是否考虑过采取一些方法来避免这个问题？ 答：首先，我坚持在课堂上推行“讨论”为主的授课方式，如前所述，主要目的是为了打破知识的“封闭性”和知识的“真理化”趋向。这样的讨论课实际上包含了课外阅读和课堂讨论两个同等重要的环节。在课外的阅读环节中，我鼓励学生广泛检索文献，以书本为师，并且“追比圣贤”；在课堂环节的讨论中，我鼓励学生以同学为师，各取优长、互补缺失。 当然，这只是个一般性的前提。我认为值得一提的是，吉林大学法理中心所具有的特殊性，即该中心独特的研究取向与模式乃是这种深入研讨得以可能的坚实基础。因为该中心本身的传统即偏重于对西方法律哲学基础理论的探究，加之，自我2003年正式成为中心一员并开始指导博士生以后，法理中心也逐渐形成了一种把论文选题确定为专攻某一法律哲学大家之理论的研究风气。毋庸讳言，这种风气受到了我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个殊化、深入化”之研究理念的影响，也得到了该中心的大力支持。因此，正是需要倚借这个扎实的知识基础，我的这一课程才在三年之后（2006年）方得以施行。第一，我们可以不必担心主报告的来源，因为讨论中的诸多意见作为对报告人的宝贵反馈而往往能直接为其修改文章提供重要的帮助，因而，作主报告是学生们极乐于获得的一种机会。第二，与此同时，由这种做过专门研究的同学作主报告也会给整场讨论提供一个相对扎实而可信的基础。这有点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定期“研究成果发布会”一样，因而对其他的作相关研究的同学亦极富吸引力。再次，参与讨论的同学大多是具有某一方面专攻的学生，故而他们的发言会为其他听者提供来自不同角度的颇具互补性的启发。所以，可以设想，假如没有这样的整体氛围，假如所有学生都只是相同地粗略知晓每位思想家如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