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的精神.docVIP

西南法律人的精神 贺卫方按：这是我于2003年3月24日在西南政法大学渝北校区为大一同学所作的一场讲座的整理稿。讲座由西南法学论坛和新校区管委会联合主办，张绍彦教授主持。原来的题目为“西南政法大学的精神”，现改做这个题目，同时也对文字作了一些修改。在这里，我要感谢绍彦教授的热情邀请和主持，同时向陶窬同学致谢，这么长的一篇讲座，他对着录音机一句一句地整理，其中的耐心和辛劳实在是应该得到诚恳的感谢的。因为是给母校的学子讲，不免有游子的特殊情感在，也不乏激发学生对母校情感的话语，某些溢美之词在所难免，尚请读者理解。 开场白　　我非常兴奋能够来到这儿，跟在座的主要是大一的同学们作一个交流。对我来说，母校是一个心中永远挥不去的回忆，一种浓浓的感情。而我自己——刚才张绍彦老师已经介绍了——我在1978年上我们这个学校了，我是文革复办以后的第一届学生，那年我18岁，现在一晃25年已经过去了（掌声）。我自己是山东人，跟绍彦老师是老乡。当年我从山东的烟台坐火车，1978年的10月2日，从烟台坐火车，终点站是重庆市。在这中间要转车，在济南转一次车，在宝鸡转一次车，在成都又转了一次车（笑声）。经过五天艰苦的旅行，才运行到了自己感到非常陌生的这一块土地上——西南政法学院，当时叫西南政法学院。那时我们的学校极其艰苦，大家戏称叫“稀烂政法学院”。拉着我们的车——是一个大卡车——到车站来接我们。　　我们到这个极其简陋的学校，拉着我们的卡车，在上东山大楼的时候，竟然走到中间不上去了，因为道路太过泥泞，这个车轮子就打空转，没办法往前走。结果最后，我们就纷纷跳下车来，自己跑到东山大楼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宿舍。随后的这几年的时间里，咱们的学校都是一座工地，天天是噪音不断，简直是到了一种可怕的程度。我们后来就一年一年地过去，然后就毕业了。因为我们学校是所有的政法大学、政法学院里边第一个复办的学校，所以在1977年国务院决定复办我们的学校的时候，确定了全国的77所重点大学，我们的学校就是其中的一所。政法类的有两所，一所是西南政法，另外一所是国际关系学院。我的印象是这样的。我们是第一届，当时全国总共有四所院校招收法律专业的学生。一所是我现在所服务的单位——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一所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一所是吉林大学法律系，再有一所就是我们这儿。对了，还有湖北财经学院的法律系，现在搞民法的王利明教授就是那一届的学生。但是我们这儿的人数最多，我们那届同学大概有360多个人，我记得仿佛跟一年的天数一样多（笑声）。360多个法律专业同学加上师资班的同学有400多个同学，其他学校都是招那么几十个同学，我们这儿就人多势众。然后1982年毕业，我们就迅速地占领各个关键的滩头阵地（笑声），然后就开展了中国法制建设的这样一场伟大的事业。　　我们这一届同学几乎可以说是跟中国文革后的法制建设同步的人，中国的法治建设就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然后开展民主与法制建设。我们一下子毕业这么多人，许多机构都非常欢迎我们的毕业生。西南政法学院在法律界具有良好的声誉，向来是学风严谨、勤勉、扎实，因此不少同学都到了许多很重要的岗位。当时的同学们，尤其是谈恋爱的同学，你们知道，当时有些同学想到时候回自己的家乡。比如说我们班一位来自云南的同学，就特别想回昆明。但是他又谈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却是苏州人，想能够两个人一起到南京也很好。最后毕业时，学校的政策是照顾人不照顾地方，可以把你们分到一起去，但是没办法照顾你们或者回南京或者回昆明。最后没办法，算了，你们艰苦一点，到北京去（尖叫声）。当时北京有许多机关告诉南方来的同学，你们应该到南方去，北京并不是一个特别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沙尘暴啊，可能比伊拉克的沙尘暴好一点而已，结果我们不少同学到了北京。现在78级的毕业生中，在北京的同学已经达到了80人以上。这样的一个比例已经是相当不得了。　　西南的毕业生分布在司法实务界、学术界，甚至包括更宽泛的政界。虽然我们78级同学在读书的时候，校园并没有这样一个口号：“今日我以西政为荣，明天西政以我为荣”，但是大家还是有一种非常兴奋的感觉，刚刚大学毕业，简直是豪情万丈，然后纷纷到了不同的岗位开始工作。我觉得西南政法，不仅仅是我们这一届，包括后面毕业的一些校友，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西南政法大学虽然地处西南，但是她已经成为中国的法律界以及法学界的最具有号召力的品牌之一。她的毕业生可以说是在法律的各个领域中间都作出了相当突出的贡献。人们不禁在问，其中原因在哪里。包括我的同事，研究刑法的陈兴良教授，他在给我们的一位校友邱兴隆教授的书写序的时候，他在序言里面就说，我有一次开会到西南政法，到了这个校园里边，我的心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校园里，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校园里边，在这样不是显得非常豪华的建筑，也显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