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的旧学.DOCVIP

关于晚清的“旧学”与“新学” 王 先 明 晚清时期，新学与旧学几乎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为时人所看重，从而也成为后世探究历史的一个重要视点。然何为新学、旧学？却言人人殊。笔者认为，新学与旧学作为相互对立的一对范畴，主要是立足于时代性的一种判定，而不是立足于中外民族意义上的推定。发表于1904年的《新旧篇》比较清晰地论述了“新与旧”的关系及其区别： 今无新何自立？立乎旧。旧何自立？立乎新。以其有此新，故知彼其自此旧，故知彼为新。……旧固为新之母，而旧亦不得不母新。所谓新者，特形于旧而显其幻象耳；所谓旧者，亦复如是。呜呼！新耶旧耶，一物而已，妄而别而等之，不通孰甚！ 1[1卷下.p850] 一 “新学”乃相对于“旧学”而言，通过对“旧学”这个参照系的认识，可以使我们更确准地理解“新学”的含义。其实，所谓“旧学”是一个相对概念，对于乾嘉汉学而言，理学则被视为旧学，如梁启超概括清代学术思潮变化状况时说：“……其犹为旧学（理学）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由明而渐返于宋。”2其后，随着汉学发展日趋琐碎，重倡宋学的呼声又趋上升，由此构成清代学术文化史上的汉宋之争的学派兴落现象。但是，随着鸦片战争引发的社会生活的剧变和西学的输入，传统的汉学、宋学均无法应对现实社会问题，一同成为不切时务的旧学。旧学是以时代需求以及学术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为主要参照的一个相对性概念。 相对于“新学”而言，旧学是指远离现实社会生活需求和发展趋向的学术文化，梁启超将之归纳为整个清代的“学问”，它的范围不仅包括清代的经学、小学、音韵学、校注古籍、辨伪书、辑佚书、史学、方志学、地理学、谱牒学，还包括了清代的自然科学成就，如历算学及其他科学和乐曲学等。3[p177-364]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中将清代的学术文化划分为四个部分： 按有清一代，经史、词章、训诂、考订各种有用之学，名家蔚起，冠绝前朝，皆从事学问，而不事举业。凡得科名者，未必有学问，而有学问者亦可得科名，或学优而仕，或仕优而学，学问不为举业所限制……4[p13] 这与曾国藩曾说的义理、考据、词章、经济四类学问也不完全一致。有人对张之洞《劝学篇》所述中学也概括为四部分，即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认为“以上四端，中学粗具。”5 [p64] 虽然人们对于旧学内容构成上的认识有所出入，但在总体上对于判定旧学的标准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务实学”还是“务虚文”。因此，从中西学对比上看，中国旧学的特征主要是“流于虚文”，如何树龄的《论实学》所说： 泰西之国岂天国耶？泰西之人岂天人耶？头同圆也，足同方也，趾同五也，肢同四也，心思之慧才力之雄相为伯仲，而强弱之形，盛衰之势判若天渊者何哉？务实学不务实学故耶。6 如此，振兴新学的举措就应该是“轻帖括重格致，贱词华贵物理，兔园狗曲皆易为经济之林，此在下者之变学也。”2[p58] 由此而言，清代旧学之弊不等于整个中学之弊，而旧学的消亡也并非仅仅由于西学冲击的外因所致，实根源于旧学自身之痼疾；务“实学”与否，是衡量新旧学的基本标准，而这一标准的立足点并不在于“西学”。梁启超所讲“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 2[p58]的认识,也是当时人们的共识。如此，旧学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也就显而易见了： 其一，旧学指以科举八股为基础而形成的学术文化体系。“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虽国戚亦与考试。”7[p203]而中国自唐宋以后，盛行科举，取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力，尽消磨于八股五言之中。其结果是，“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刑、钱、谷等事，素非所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致言行不逮也。”以至于“欲求一洞识时事，兼习中西者，实难其人。”7旧学何所指？意见也不尽一致，在张之洞看来旧学与新学的不同主要就是科举与学堂之不同。8[二.p28-29]科举当然是“中学”的制度化内容，却不是其全部内容。在康有为、梁启超看来，旧学的范围比张之洞所言要广。《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回忆了康氏二十一岁前大力从事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注》等学以及考据诸学后，忽有顿悟：“思考据家著书满屋如戴东原，究复何用？因弃之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于是为学路径毅然改变：“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专意养心，……以经世天下为志，则时时取《周礼王制》、《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记要》”精研仰思，并“渐收西学之书”。9[四p115]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概括旧学内容为：（一）正统学派，即考证学；（二）金石学；（三）元史及西北地理学；（四）诸子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