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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何以成了易碎品 　　2009年6月5日7时05分,中央电视台著名播音员罗京因患淋巴癌医治无效在解放军307医院逝世,终年48岁。 　　48岁,英年早逝。这已不是人们为了表达缅怀之情的一个浮泛的说法,而是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2岁,48岁的确还很年轻。 　　不过,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像这样的不幸在媒体这一行并不鲜见。 　　2004年9月4日,海南日报社知名记者甘远志在采访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于当日下午6时殉职,年仅39岁; 　　2006年2月13日,唐山电视台著名主持人王烘冰因脑溢血在医院去世,年仅43岁; 　　2006年4月1日,重庆电视台记者许守亚因劳累过度在睡梦中猝死,年仅48岁; 　　2007年6月13日,《经济日报》优秀记者白青峰因病医治无效在兰州逝世,年仅41岁; 　　2008年9月10日,《重庆日报》著名记者蒋蓓蓓因病医治无效逝世,年仅43岁。 　　…… 　　人生天地间,寿无金石固。一个人的生命太容易受到一些偶然事件的影响,但是,在同一个群体之内接二连三地出现这样类似的事故,这就早已超出了偶然的范畴,足以说明这个群体的“生态环境”出现了问题。 　　有关部门曾经做过的调查显示,媒体工作者群体性健康危机已经相当令人忧虑。 　　两年前,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医疗卫生技术应用管理专业委员会(MTA)等机构发起了一项名为“健康透支十大行业”的社会调查,媒体行业名列第三。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负荷过重、饮食不规律、缺乏锻炼等因素影响,至少七成记者、编辑处于亚健康状态。① 　　这应当为媒体工作者及其行业敲响警钟,然而遗憾的是,仅仅过了一年,另一份权威调查数据显示,处于亚健康状况的媒体从业人员已经超过了9成。 　　北京市健康保障协会5年来跟踪全国媒体从业人员健康数据显示,媒体从业体检者中亚健康检出率为97.5%。医疗专家提醒媒体从业人员切莫忽视自身健康,注意定期进行全身健康检测。② 　　为什么媒体从业人员的健康问题如此突出而又每况愈下呢?在业界普遍流传的一个“段子”就很能说明问题――“起得比鸡早,睡的比狗晚,吃的比猪差,干的比牛多。”前两句说得是休息状况,第三句说的是饮食状况,最后一句说的是工作状况尤其是工作量。 　　一旦投身媒体这一行,就要随时准备着被新闻所召唤,昼夜颠倒、加班加点都成了家常便饭。罗京的同事郎永淳就透露说:“记得在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当时讣告很急,从晚上10点接到任务到第二天“新闻联播”播出时,罗京都坚守在直播台上。当时的“新闻联播”也是有史以来直播时间最长的一次,达1小时45分钟,罗京连续工作了48个小时。”至于饮食。大部分媒体工作者都没有相对固定的吃饭时间,饱一顿饥一顿的事情经常发生,毫无规律可言;说到压力。为了抓取独家新闻,为了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为了找到一个新颖的报道角度,为了探寻一种个性的叙事模式,新闻人无不以殚精竭虑地焦思与精疲力尽地苦战换得。 　　罗京曾说:“虽然干了23年,但是每天上班都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尤其是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有人问罗京:“你们每次节目播完后,和搭档收拾资料时都说了些什么呀?”罗京回答:“我们在说,终于又熬过去了一天!”他解释说,“因为我们的担子实在太重了,不允许有一点失误,要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还要对上级领导负责”。 　　据罗京的同事透露,罗京的烟瘾很大,手指都被熏黄了。这大概是他舒缓压力的一种方式。医学专家介绍说,长期精神紧张、心理压力过大、作息不规律等会造成人体免疫力的下降,诱发淋巴瘤。罗京的病虽然不能说是职业病,但与工作不无关系。 　　身体素质差、超负荷运转、精神压力大,再加上长期身处手机、电脑辐射的工作环境,难怪媒体工作者的健康问题频频亮起了红灯。仅以主持人来说,还有许多我们熟悉的面孔已经出现了比较严峻的健康问题,崔永元、白岩松患有抑郁症,王小丫患有慢性肾炎,朱迅患有甲状腺瘤,汪涵患有肝病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造成媒体工作者群体性健康危机的诸多因素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就像矿工、消防员这类职业的高危险性一样,是由职业的性质决定的;有些是由于从业者自身不良的工作习惯和生活习惯造成的。但是,有些却与媒体单位急功近利的市场行为有关。科学的工作态度与健康的工作方式常常被忽视,“拼命三郎”与“工作狂”式的人物受到推崇,废寝忘食、带病上岗之类行为被大加赞赏,形成了一种不良的工作氛围与导向。领导者眼里只有森林不见树木,强调集团兴衰而忽视了从业人员个人安危;从业者却以为这是为这一职业所付出的必要的牺牲与代价,不以为戒,反以为荣。此种观念,危害甚巨。 　　值得庆幸的是,随着对个体生命价值认识的理性回归,媒体人员已经开始反思。关于罗京病逝的报道,许多媒体敏锐地将矛头直指媒体人“过劳死”这一主题,而不再像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