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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金银币铸行概况（上） 　　中国贵金属币之铸行，发端于先秦，勃兴于宋、明，尤以晚清及民国前期为最盛。在该历史时期中，以机制白银铸币(包括中国自铸机制银圆及外国银圆)等为代表之贵金属币广泛行用于市，取代传统外圆内方铜质制钱，成为流通货币主流。旧有银两币制日趋没落，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之新币制――银元本位币制得以产生、确立，并对其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风云变幻，动荡难安。在该时期中，中国社会制度由封建制渐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制转化，并相继爆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及新民主主义革命。贵金属铸币之行用正处其时，因而不可避免具备极其鲜明之时代特色。成为探研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外交、军事、金融、交通及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化状况之珍贵实物资料，亦系中国货币发展史研究之重要课题。 　　 　　一 　　 　　公元15世纪，东方新航路开辟，中西海上交通渐趋发达，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海禁渐开，外贸日益繁盛。贵金属铸币形式简单划一，名称单纯，计算、携带及授受方便，成色、重量标准，遂成商品交易急需。中国旧有银两币制因存在形式、种类名称过于复杂，成色高下不齐，平砝大小不一，称量、评色及计算极为烦难等弊端，不适应用，难以为继。而包括墨西哥、荷兰、葡萄牙、美国、日本等国家或地区银币在内之大量外国银元，得以乘虚进入中国市场，且种类增多，流通范围不断扩大。据不完全统计，迄止1910年，在华行用之外国银元已逾15种，数量达11亿元之巨。外商大量输入重七钱二分，成色约90％之银元，与重一两、成色为93.5％之中国纹银等量交换，套取大量银锭出口。尤以鸦片贸易剧增，致使中国对外贸易出超严重，巨额白银外流，银价暴涨，危及国计民生。中国币制及货币流通极度混乱。显而易见，银元 已成西方列强控制其时中国政治经济与财政金融之重要工具。是故中国朝野有识之士莫不忧心如焚，纷纷提出改革动议，力主中央政府统一铸造银元，借以“维主权，存正朔，收利权，塞漏，限制洋银流通，阻截白银外流，挽救国家经济。 　　近代中国官铸银币之尝试，始于清乾隆统治时期。乾隆五十七年(1792)，清廷行令西藏地方政府，命由中央政府驻藏大臣监督，设炉鼓铸地区性流通货币――“乾隆宝藏”，用以驱除曾长期流通于该地区之廓尔喀(尼泊尔)劣质银币。“乾隆宝藏”银币乃是中国历史上首枚形制、重量、成色等皆由中央政权明文统一规定，严格督造并广泛行用之银质流通铸币。既开中国近代官铸仿外银元先河，亦系中国中央政府长期在西藏拥有并全面行使神圣不可侵犯主权之象征。 　　中国内地之银元铸造，源于民间仿铸。由晚清名臣林则徐所奏“苏省并无洋银出洋折”所述可知，嘉庆、道光年间，民间已有仿铸银圆，而黄爵滋更于《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疏》中明确指出：“盖自洋银流入中国，……遂有奸民射利，摹造洋板，销化洋银，仿铸洋钱，其铸于广东者曰广板；铸于福建者曰福板；铸于杭州者曰杭板；铸于江苏者曰苏板，曰吴板，曰锡板；铸于江西者曰土板，行庄。种种名目，均系内地仿铸”。中国早期自铸银币中，颇负盛名者有如清道光年间台湾省自铸寿星像府库军饷银饼(俗称老公银，老公饼)、如意银饼，笔宝银饼，福建省所铸漳州军饷银饼等。清咸丰六年(1856)，上海外商擅自以墨西哥鹰洋代替本洋(西班牙殖民者在墨西哥所铸银币)为记账货币，并厘定二者比价。上海道慑于外商压力，被迫同意鹰洋在当地流通，并指定王永盛、经正记、郁森盛三家商号兑换鹰洋。同时，仿效外国银圆形制，铸有重一两及五钱双面文字银饼一批共六种，史称“上海银饼”。同治初年，上海工部局又向香港造币厂定制上海壹两、上海贰钱银币，均未正式流通。 　　清光绪十年(1884)，中国自铸机制银币在历经近半个世纪反复论争、酝酿之后，始由吉林机器官司铸成。铸行币值分别为一两、七钱、五钱(半两)、三钱、一钱之5种银币。因满洲语中“吉林”意即“船厂”，当地银衡习用厂平，故该套银币即称“吉林厂平”。因其原本用作兵饷，所定等值不合民间使用习惯，市面未及盛行旋被废止，传世极罕。 　　清光绪十二年(1886)，两广总督张之洞于广州筹创“广东钱局”，全套造币机械系由英国伯明翰喜敦造币厂订购，并延聘外籍技师。光绪十五年(1889)该局投产，初铸共有五等币值之“光绪元宝七钱三分银币系列”与“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系列”(即史称“七三番版”与“七二番版”者)，成为中国近代官铸机制银圆之滥觞。惟因币铭“光绪元宝”被英文围绕，遭致清廷驳回，未正式发行。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该局铸行新版“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系列”，计分五种：“一号库平七钱二分，配纯银九成；二号三钱六分，配纯银八六；三号一钱四分四厘；四号七分二厘；五号三分六厘，均配纯银八二成”。正面镌刻汉、满文“光绪元宝”字样，并镌“广东省造”及纪值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