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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雷上的玫瑰 　　一 　　2016年10月初，在我的新书发布会上，陈家坪老师邀我为本年度的北京青年诗会写一篇文章，主题是“诗歌正义”。按照我的理解，首先想到的是“诗歌与正义”“诗歌的正义”，这个话题立马让我来了劲，好像有很多话，早已郁积在心，在平静的江面下暗涛汹涌，只待时机合适，它们便会井喷式爆发。但真正要下笔时，我却不得不一再延迟写作计划：在当下，发达的娱乐、正确的口号和无处不在的高尚能量早已把诗歌的尊严挤压成可怜巴巴的米粒，即使诗歌一鼓作气，登上高耸的纪念碑顶，举起金属大喇叭，它所发出的声音也会被公共空间的滚滚喧嚣瞬间覆没，没有谁的目光会为它那副孤独的美丽面庞多停留一秒，更没有谁在乎它的严肃、颤栗和悲愤。在无孔不入的大合唱中，“在安分繁荣的路灯下”（腰乐队：《世界呢分钟》），“在立竿见影的人民币斗争热情里”（腰乐队：《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我，一个两手空空的诗人，要谈“诗歌正义”，其实比预想的要难得多，除非我的大脑对媚俗的世界、愚蠢的偏见自带屏蔽模式。 　　但沉积多年的摇滚素养还是推动着我在犹豫中开始。话题自然而然要从摇滚乐引入。台湾摇滚、文化与政治评论家张铁志写有两本很棒的书：《时代的噪音》和《声音与愤怒》。这两本谈论摇滚乐的书，可视为同一话语体系下的双生子。在双生子身上，张铁志要检视一个涉及到摇滚乐尊严的基因密码：作为一种抵抗现实的力量，摇滚乐是否能改变世界？ 　　要给出一个体面的答案，也并不轻松，即使“是”或者“否”只需?q动嘴唇、脱口而出。1989年，侯孝贤拍下力透纸背的史诗电影《悲情城市》，讲述台湾先辈们在“二?二八事件”中为争取自由与公义所付出的努力与牺牲；但短短二十多年后，张铁志却深感台湾青年们沉溺于“小我”、醉心娱乐、无所作为――他们“不再管世间的不规则黑洞与烦恼”（高春林：《在徐玉诺故居》）；对于现实，他们主动放弃了批判的权利，也因此丧失了言说与改造的能力。 　　因此，张铁志呼唤摇滚。“而我们，则会像某人期待欠薪/某人期待上市一样/去期待下一次伟大的摇滚乐”吗？（腰乐队：《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这个疑问，是他写摇滚乐评的出发点。而“这本书是书写西方摇滚与社会的关系，但这些书写背后，其实是为了反思我们自己的摇滚文化，我们的社会”，这是他写作的目标。 　　一个足够好的时代，应允许人们有选择不同生活的权利，宽容他们的平庸、愚蠢、自私、无所作为；而当一个时代不够好，当它昂贵的锦袍掩盖的已是千疮百孔的肌体之时，更多的注意力会自发地指向其疾病。基于对通俗意义上的幸福的尊重，我们没有理由制止前一种情况，谋杀人类的美梦；而张铁志们，偏偏要打破幸福的幻象，将那些自我说服者和社会意淫者的梦境撕得粉碎，因为真实的常态是――“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垃圾场”（何勇：《垃圾场》）。这个时候，艺术不再“躲进小楼成一统”，它迸发出全部的力量，以勇士的姿态“选择坚强”（指南针乐队：《选择坚强》）。在这个壮丽的反转过程中，艺术所要容纳的洪流，远远超出它自身的饮用需求，它必须迎合、创造并经营各种附加值，以参与到迫使它发声的公共语境中。这一定是对的吗？――被贴满了附加值的艺术，包括被投以“正义”期许的诗歌，像博物馆里穿着金箔片衣服的陶土士兵，你是看重它的衣服呢，还是稀罕它的真身？ 　　二 　　让我们把古代的士兵暂时摆在一边，先来看看近期发生的事。201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来袭，国人又被打脸，评委们居然玩起了跨界，把这一殊荣给了鲍勃?迪伦，称赞他“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中开创了新的诗意表达”。估计不少人是赶紧用百度来检索，这才知道迪伦是以摇滚/民谣著称的美国艺术家。很快，迪伦的诗歌中译本在网上传播开来，这不知激起了多少诗人的酸葡萄情绪：在那些自视甚高（尤其是技术派）的诗人看来，迪伦写的那些文字分行哪像诗啊！如果我们非要给当代汉语新诗定什么标准，那么，单是从对语言复杂性的要求来看，任何一个学院派都可以秒杀迪伦。 　　但你不能否认迪伦写的就是诗；并且，对诗歌这种文体，他玩得比只懂?~语和修辞的你要高级。迪伦的译者之一、诗人周公度就理直气壮地说，酸葡萄诗人们都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迪伦是一个伟大的人。当他们还在争论迪伦的诗是否是诗时，迪伦已经成就了他自己。 　　其实，摇滚乐迷都知道，不只是迪伦，还有抗议歌手尼尔?杨、呼唤爱与和平的约翰?列侬、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U2主唱波诺……他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与不公时所管的“闲事”及产生的影响，已经可以回答张铁志前面的提问。而这种“传说理想的忠诚骑士”（唐朝乐队：《浪漫骑士》），在中国摇滚圈里，其实已并不少见。摇滚乐固然是一种西方舶来品，但它一进入中国，马上就融入了我们当代的语境。这不得不说有汉语的大功劳，借助汉语这一载体，中国的摇滚人也可以思考并分享人类共同的精神文明，并对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