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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二元经济结构和新型工业化道路 案例分析：新中国成立后的产业结构演变 案例内容 在1953——1957年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提出重点发展重工业是与当时中国重工业极不发达、比例偏小相关的。1949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70%，轻工业占22。1%，重工业占7。9%；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73。6%，重工业占26。4%。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重工业发展仍然比较滞后。1953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53。1%，轻工业占29。4%，重工业占17。5%，在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62。7%，重工业占37。3%。“一五”计划结束时的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中，农业占43。3%，轻工业占31。2%，重工业占25。5%，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占55%，重工业占45%。由于产业结构比较合理，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得到了稳定发展。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国家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1%，社会另售商品总额平均每年增长11。4%。 1958年，在“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下，中国错误地发动了“大跃进”。为期3年的“大跃进”，使经济结构遭受严重破坏，一、二、三产业之间比例严重失衡，导致了国民经济全面紧张，国民收入连续三年出现负增长。1961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第一次大调整，调整的主要任务是使失衡的农轻重关系恢复正常。但这又被随之而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和“洋跃进”运动破坏，至1978年中国工农业产值比为72.2：27.8；工业总产值中，轻工业与重工业之比为43.1：56.9，经济结构表现出“重重，轻轻”的弊端。为此，国民经济从1979年开始，在“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指导下，进行了为期3年的结构调整，同时，针对人民生活资料严重匮乏的状况，中央提出了轻工业发展“六优先”的方针，在政策上采取了鼓励轻纺工业优先发展的的政策，即能源、原材料供应优先；挖潜、革新、改造措施优先，银行信贷优先；基本建设优先；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优先；交通运输优先。使轻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1980年的轻工业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8年的43.1%提高到47.2%，1981年底提高到51.5%。 1981年11月，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在总结了建国32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中国以后经济建设的10条方针，其中有5条方针是直接与产业结构有关。由于基础产业、基础设施与加工工业之间的比价不合理，造成加工工业价格不断的上升，使得各地方政府都争取建设“价高利厚”的加工工业项目。产业结构逐渐由传统的“重重，轻轻”向轻型化方向转化，高加工度化倾向明显。为了缓解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从1991年开始，国家重点加强了对基础能源、原材料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以适应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为向导，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高附加价值产业的发展，使产业结构在实现再次重化工业化的同时提高了加工度化。例如，煤炭采选业在当年新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3——1995年为0.73%，明显高于1991——1992年的 0.4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的相应比重，也由0.33%提高到0.42%；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则由0.29%提高到0.48%，1995年发电量增长7.8%。代表高新产业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新增产值，在当年新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3——1995年分别平均为10.44%和7.47%，比1991——1992年平均水平高3.29和1.57个百分点，表现出很强的成长性。1995年这两个行业的工业增长贡献率（新增产值在当年新增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高居工业各行业的前两位。特别是计算机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和若干著名品牌及高成长企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产业结构高加工度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与此同时，对面临衰退的传统产业进行了逐步地调整。 进入90年代，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面临着国际产业大重组的严峻挑战和国内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市场机制逐步建立的历史机遇，我国又一次进行了产业结构的大调整，这次调整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企业生产能力大量过剩，资源严重闲置；企业经济效益滑坡，负债率居高不下；地方重复建设严重，地区产业结构趋同。据估算，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似率为97。7%。为改变我国产业结构落后的状况，提出了在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程中，走跨越式产业结构升级道路的战略思路。在产业政策作用机制调节下，我国的产业结构逐步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至1999年底，第一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0年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