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医骨伤科发展述略.doc

近代中医骨伤科发展述略 摘要 在近代，中医整体的发展虽然缓慢，但中医骨伤科却在短短百年中获得了较大进步:理论上强调内外并治，调气血、补肝肾、培脾土、治心神，使整体观和辫证施治思想全面体现于伤科之中;诊断上方法迭出，掐指甲、观指纹、辫尿液，使诊断指征客观化;治疗上重视手法整复中麻醉药的使用和创造新的固定方法，减少并发症和后遗症。特别是中西医学在骨伤科领域的沟通，为后来中西医结合在骨伤领域中的蓬勃发展和新骨科的产生莫定了基础。骨伤科内治法，在祖国医药学发展中，不断完善、总结、整理和提高。在西周时期的疡医已能采用五气养之、五脏药之、五味节之的内治法。《周礼天官)记载:“疡医下士八人，掌肿疡、溃疡、金疡、折疡之祝药剧杀之齐，凡疗疡以五毒攻之、五气养之、以五脏药疗之、以五味节之。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以滑养窍。”春秋战国时代，’出现了我国医学文献中最早的典籍—《黄帝内经)，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医学理论和丰富经验的医学巨著，对于人体解剖、生理、病理和诊断等基本理论有了全面的阐述。(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均有关于伤科理论的论述。(灵枢·经筋)篇描述了附属于十 二经脉的筋肉系统。(素问)阐发了“气伤痛，形伤肿”以及“肝主筋，肾主骨，脾主肌肉” 等理论。这些理论原则一直指导着伤科基本理论和临床研究实验。 关键词 中医，骨伤科，近代，骨伤科内治 1传统中医骨伤科的进步 1. 1理论的深化针对前人治骨伤重外治而轻内治的不足，明代陆师道在《正体类要·序》中强调:“肢体损于外，则气血伤于内，营己有所不贯，脏腑由之不和，岂可纯任手法，而不求脉理，审其虚实，以施补泻哉。”[1j之后，清代医家就颇重视骨伤病内治理论的研究，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汪机《外科理例》等书中均有论述，至晚清名医唐宗海，于骨伤科血证的探讨最有见地。他在《血证论》中指出:“跌打折伤一切，虽非失血之正病，而其伤损血脉，与失血之理，固有可参，因并论之”，凡跌打已见皮破血出者，其症“无偏阴偏阳之病”，务从止血为安，“止得一分血，则保持一分命”;至于伴“有癖血肿痛者，宜消癖血”。近代中医骨伤科发展述略与其“离经之血便是疲”的学术观点完全吻合，成为治骨伤肿痛之指南。凡未破皮者，唐氏细分为血损坏、肌肤肿痛、筋骨打碎等各症。初期逐癖生新、接骨续筋，后期则宗肾主骨、肝主筋之理，补益肝肾，温通经脉，达到祛除伏留之血的目的。唐氏除对骨伤血证的病理机制和治疗理论提出卓越见解外，在方药施治上亦有建树。他认为:凡失血家忌汗、吐之法，当以和法“为血证之第一良方”，擅长运用小柴胡汤达表和里，升清降浊，以治疗跌打损伤之患怒，周身作痛，寮血着滞三焦，感冒，内伤饮食等多种血证，皆能获俘鼓之应。C2]此外，唐氏倡导的治骨伤血证当补气止血、祛察生新、消癖定痛、通窍活血之法则，对后人也有很大影响，民国时期骨伤科名医王子平、李广海、高云峰、刘寿山、陆银华等，无不尊其旨意而发挥于临床。对此，上海石氏伤科总结日:“理伤仅用外治，气血难复，恢复不易;仅用内治，则筋骨不正。理应调气血，壮筋骨，内服外敷、针刺手法、夹缚活动、相互参用，使疗效显著，而少后遗、复发之虞。;[3]归纳全面，并蕴含着丰富的辨证主义思想。 正是在整体观念、内外并重、辨证施治的原则指导下，中医骨伤医师还进一步探讨了 内外兼治的不同治法对患者生理机能的改善及调节骨面生长的影响。四川名医杨天鹏就重视培补脾土，认为:人体之后天强盛，运化有节，则气血充盈，断骨得气血滋养必能较快愈合。石氏伤科则侧重于气血之中的“气”，认为:“气血兼顾，以血为先是临床常用的治标之法，以气为主的气血兼顾为刻刻留意的图本之计。’心〕因为形体之所以能抗拒外力，百节能得以屈伸活动，皆赖气所充盈;血之化液濡筋，成髓而养骨，也离不开气的作用。杨氏、石氏的见解虽各不同，但都是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内外并重，整体辨证施治骨伤的理论，在继承先人经验的基础上，在新的高度提出了带有规律性的新观点，发展了伤科理论。 值得一提的还有河北骨伤名医郑怀贤(1897-1981年)，在治疗骨伤病人时，强调治合神[4]。其所治心神，就是重视患者的心理状态，重视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就是要求在手法治疗前，帮助患者消除恐惧心理，使在治疗中得到患者的积极配合，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1. 2诊断水平的提高骨伤科水平的高低，与诊断水平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中医骨伤科历来就重视诊断这一环节。金调生所辑《伤科真传秘抄》(1932年)中就要求学骨科者必须十分熟悉骨骼的形态和结构，要求学生在黑夜里用手摸骨骼标本时能正确分辨是何骨。正是这种严格的训练结合长期的临证体会。许多骨科医生都能凭手摸认识各部位的骨折和脱位。世医出身的魏指薪(1894-198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