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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理性视野下的蘩漪与田小娥论 　　摘要:20世纪中国的女权理性是五四启蒙运动传统理性与现代理性的激烈交锋中诞生的,它是现代理性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伴随着时代、政治、文学思潮的变迁而不断变化,随之给女性文学带来了多样的价值评判力量。运用女权主义的视点, 对《雷雨》中蘩漪形象和《白鹿原》中的田小娥作一个新的描述, 能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野, 发现过去未曾察觉到的许多成分。 从而从更深层内涵上呼吁“女性特质”和自然母性的回归, 实现女性的真正个性解放,极有现代意义。 　　关键词:封建礼教;人性追求;女权主义 　　五四启蒙运动对人的解放也带动了妇女的发现与拯救,“人”的主体性逐渐显现,女性作为长期被压抑的一方,也随之享受着理性力量带来的“人”的内涵的复杂改变,一直处于黑暗中的妇女从此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清晰起来。但是在封建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建构的传统理性使女性沦为没有主体性、没有独立人格和权力的沉默群体。女性尽管没有受教育的权力,但以传统理性贯彻始终的系统女性“教科书”《女儿经》、《女训》、《女诫》等就成为不可更改的女性行为规范。于是在女性的历史中就持续地存在一个把外在的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里化的过程,并终于在传统理性所认可的性别统治、性别压抑下成为波伏娃所命名的“第二性”。明清之际,男尊女卑的传统理性在黄宗羲、顾炎武、王夫子、李贽等启蒙思想家的冲击下,曾经有所松动。他们尖锐地批评男女地位不平等,和男性对女性鄙视的传统观念。认为男女只有性别之分,而没有见识长短之分。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运用“天赋人权”的现代理性,对传统“三纲五常”的女性观传统理性做了进一步批评,上世纪初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女性观进行了更为猛烈地的攻击,尤其是五四运动,把解放人、解放个性作为时代的精神价值目标,因此而提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命题。周作人认为人的发现的突出重点是女性的发现。这样经过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女权”终于凭借倡导“人权”的现代理性在时代思潮里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女权理论的基点便是尊重人的价值和个性独立、人格平等的人本主义现代理性。女权理性在整整一个世纪中伴随着时代、政治、和文学思潮的变迁而呈现斑斓的色彩。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伴随着女权运动的蓬勃发展, 人类的思想、文化和艺术产生了巨大影响。女权主义思想的出现, 不仅拓宽了人们的视野, 也使人们在经典文学作品中与现实社会中发现了过去未曾察觉到的许多成分, 从而使人们有了与过去大不相同的看法, 更主要的是改变了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对待人类文化、看待万事万物(尤其看待女性本身)所持有的男性视角, 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女权主义批评家们看来, 传统文学作品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所塑造的女性形象, 更多的是男性创作主体性别偏见和自身欲望的产物, 因而多是一种“虚假”的形象, 是男性自身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因此, 她们对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持怀疑态度, 主张女性读者采用不同于传统阅读的独特视角分析其作品。笔者将运用女权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 对曹禺笔下的蘩漪和陈忠实笔下田小娥形象进行剖析, 并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 　　女权主义者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 支配群体通过控制言论来控制现实, 他们剥夺了妇女的发言权, 使她们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妇女没有自己的话语, 因而也没有能力按照自己的体验更新地解释这个世界。不能表达自己的经验, 实际上就是把经验重新压抑在无意识层次, 或者说没有自己的经验。因此, 一个沉默的群体必然成为被掩埋的群体,[1]蘩漪和田小娥正是这群体中的部分。在那吃人的封建社会里, 繁漪落进了周朴园的魔掌。在这个冷酷、虚伪的周公馆里, 她失去了自由, 没有自己的爱情, 更谈不上幸福, 她饱受了精神的折磨, 沉重窒息的空气把她闷得气都透不过来, 她多么渴望摆脱自己的处境, 然而她只能屈从这样的处境, 正如作者所说, 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由于古代中国是高度男权制的社会,所以, “三从四德”是中国古代社会调节夫妻关系的伦理规范。“三从四德”只是对于女性的单方面要求。这一伦理规范, 几千年来, 一方面约束着中国女性的生活道路,使其遭受到比男性更多、更过分的精神束缚。另一方面, 也是古代社会维持家族体制以及家庭稳定的工具之一。而周家正是一个典型的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家庭, 这个家庭有着明显的封闭性和凝固性。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 蘩漪是男权社会下的牺牲品。和蘩漪作为剥削阶级队伍中的一员相比,田小娥的地位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只是一个任人使唤的性奴隶。她和黑娃的相遇与偷情,毕竟合乎人性追求。她的作个名正言顺的庄稼院媳妇的微弱的希望根本不被封建宗法之礼所容纳。而在无依无靠情况下被男权所利用,并为男权社会所抛弃。她更是一个被肆意蹂躏和摧残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