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关键人物-宋哲元.docVIP

“七七事变”的关键人物:宋哲元 　　宋哲元是西北军的最后一任将领，也是赫赫有名的第29军的军长，喜峰口战役之后，他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成为抗日明星将领，然而他在“七七事变”中的犹疑和摇摆，让一个更为复杂的宋哲元呈现出来。很快，平津陷落。 　　 　　贻误战机之失，让宋哲元在压抑中度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三年。1940年，宋哲元病逝于四川绵阳。朱德与彭德怀有联名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勿忧乎九泉。”国民党方面的陈立夫所写挽联亦云：“扶危济倾，临大节而不可夺;忍辱负重，闻斯言更见其人。”两副挽联均言简意赅，寥寥数语，却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是个有过争议的人，也是终让天下理解了的人。 　　战前形势：黑云压城城欲摧 　　日本帝国主义意图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早在1927年出笼的“田中奏折”中，就表述得淋漓尽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为此，日本迈出了吞并中国的步伐，其后陆续发生的“九一八”事件与伪满洲国建立、“七七事变”与全面侵华战争、“大东亚秩序”推行与太平洋战争，无不是这一计划的具体实践。因此，“七七事变”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步伐中的重要一环。正是通过这一事变，日军揭开了由攻占华北到全面侵华的序幕。 　　通过“九一八”事件，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继而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接着日本又把觊觎的目光盯向华北，试图在华北建立傀儡政权，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便是日方策划的闹剧。 　　日本人很清楚当时中国内部存在的矛盾。当时的国民政府名义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实际上徒具形式，因一些地域有地方实力派存在，中央对那些地方缺乏有效控制。当时的华北，正属于这种状态。日本人就试图利用华北实力派宋哲元与国民政府的矛盾，向华北渗透，极力强化其在华北的影响力。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县人。曾为冯玉祥部下，历任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职，为冯部“五虎将”之一。蒋冯中原大战，宋曾由师长升任西北军代总司令。冯玉祥战败，西北军受中央改编，宋哲元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9军军长。 　　 　　1932年，面对日本在华北的步步紧逼，宋哲元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决心，致函张学良，请缨杀敌。张学良也深感热河、察哈尔两省危急，遂向蒋介石推荐宋哲元。中央遂任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肩负起捍卫华北的重任。 　　1933年2月，日军进攻热河，直逼长城。宋哲元下手谕传阅29军将士：“国家兴亡、本军存亡，在此一战！”遂下令29军在长城喜峰口、罗文峪等地与日军浴血奋战，取得大胜。29军因此而声名大震，受到全国人民拥戴。著名的《大刀进行曲》，就取材于29军的长城抗战。 　　然而，国民政府当时委曲求全，与日方签订《塘沽停战协定》，承认日本对热河的占领，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提供了所谓的法律依据。此后，日军多次与驻扎在察哈尔省的29军发生摩擦。1935年6月，由汪精卫主持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竟然又按日方要求，撤去了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而宋离开察哈尔不久，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与日方签署了《何梅协定》，进一步向日方退让，包括中央军撤出河北、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实际上意味着国民政府中央放弃了华北的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隐患。 　　随着国民党势力在河北平津一带被削弱，华北局势充满危机，各派势力均在角力，包括日本人都在试图掌控这一要地。鉴于形势严峻，蒋介石不得不借助地方实力派控制华北，遂任命威望较高的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又调为冀察绥靖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宋哲元则趁势将29军37师进驻河北及北平，实际控制了冀察平津地区。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为实现中央在政治上对华北的领导，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由中央任命。因日本干预，委员会中也有几名亲日分子，但宋哲元将军政大权全握于29军将领手中，不给日本人有可乘之机。 　　此时，日本人加快了分裂?A北的脚步，不断在政治上制造分裂。他们策动华北五省搞所谓“防共自治运动”，试图通过华北政权特殊化，脱离国民政府，达到其控制和占有华北的目的。1935年11月，在通州成立以殷汝耕为傀儡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是其“自治运动”在地方的具体实施。与此同时，日本人还加快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内阁提出的策略是，将华北变为亲日的“特殊地带”，以便日本“获得国防资源和扩充交通设备”，实际就是掌控华北的经济命脉，掠夺资源以加强其侵华的力量。日本还强势威胁国民政府，不得干预华北事务，称华北的事由华北当局自行解决，包括华北当局与日方签定协议，也与中央无关。 　　日本人千方百计做宋哲元的工作，鼓动他加入“自治运动”，脱离中央;要求与他签定种种经济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