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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强制性供给推动到自发性需求导向:“互联网+”代表工作的演进逻辑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政府的理念不断冲击着传统治理模式，致使现代政府治理模式与治理技术之间的张力逐渐拉大。2015年3月5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事实上，它也是人大信息化建设的延伸和发展。早在1991年，我国人大就提出了信息化建设的概念。2015年7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常态，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31亿[1]。面对如此庞大的网民群体，人大代表要发挥好主体性作用，就要将互联网嵌入到代表工作中，适应自媒体时代发展的需要。正如李克强总理所言，“互联网+”未知远大于已知，未来空间无限。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代表工作是我国人大建设的长期发展趋势。一方面，代表工作与互联网的融合有利于代表广泛搜集民意、听取民意，实现代表与选民之间的互动交流，使普通大众也能成为意见的主体。另一方面，二者的结合也体现了服务方式向交互式体验的转变，代表与代表之间、代表与民众之间通过互联网实现了互联互通，进而形成新的政治生态。 　　在欧美国家，“电子议会”成为议会运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管理活动的一种民主发展形式，对中国人大的“互联网+”代表工作具有众多可供借鉴的经验。针对全球民主化鸿沟和问题解决鸿沟，尼古拉斯“电子议会”一词。他们认为电子议会使议员能够通过通讯技术和不定时的电话会议或者会晤保持联系，相互交流经验[2]。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指出，电子议会就是采取各种信息通信技术来达成提高和加强议会的核心职能和业务的目标[3]。联合国和国际议会联盟则将电子议会定义为：一个通过信息通信技术变得更加透明、更易于接近以及更负责任的立法机构[4]。从定义的界定中不难看出，电子议会的发展逐渐由改善议会工作效率、效益向议会与公民之间的互动作用转变。 　　也有学者对信息通信技术在议会中的发展过程进行分阶段阐述。克里斯汀率、效益和影响强化议会民主；第二个层次是通过信息和网络技术更好地发布和传播信息；第三层次是公众就自身的问题参与民主过程，并与代表进行互动沟通；第四个层次是为公众提供直接参与公共政策过程的机会[5]。泰斯[6]。 　　对于电子议会发展的影响因素，欧美国家也有许多学者和机构通过实证研究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并认为主要包括财政资金、议员能力、议员对信息技术知识的熟悉程度、民族文化、公众的认知等。国际议会联盟提出，资金匮乏以及议员知识的不足是议会有效运用信息通信技术面临的关键挑战[7]。罗克珊?K而被排除在这种互动之外[8]。 　　相对于欧美国家的研究而言，我国学界对人大的“互联网+”代表工作或电子人大建设的研究明显不足。我国人大信息化建设起步相对较晚，关于此类研究的文献也较少，大多集中于宏观概述性的研究，缺乏实证和案例研究，且理论深度不够。因而，从目前我国人大建设的需要和“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推行来看，如何实现互联网和代表工作的良性互动是研究代表履职工作的关键问题。因此，从理论层面上解释和分析“互联网+”代表工作的演进过程、发生机理、影响因素等实属必要。 　　二、“互联网+”代表工作的演进过程分析 　　“互联网+”代表工作是将人大代表履职与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由代表、选民、人大组织机构组成的互动网络，促使选民参与表达民意、代表关注和体恤民情、组织机构协调代表关系，从而构建完善的代表工作体系，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生态。这种“新”不仅体现在技术和形式上的先进性，而且反映了思维方式、管理模式上的创新性。一般而言，“互联网+”代表工作包含了四个层面的含义：以人大代表为主体，发挥互联网强大的信息分享、交流和传播功能，实时把握社情民意，了解民众诉求。以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为依托，将人大代表的议案建议办理、代表履职档案管理、代表闭会期间的调研、学习培训等代表工作，以信息化、网络化的形式展开，实现线上和线下、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融合互通。以代表工作平台为载体，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互动交流平台，推进代表联系选民、人大常委会联系代表、代表联系代表的“三联系”制度。以促进民主政治发展为目的，寻找互联网和信息技术与民主政治发展的契合点，提升代表工作的效能。 　　尽管2015年之前人大信息化建设没有以“互联网+”代表工作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事实上“互联网+”代表工作是人大信息化建设在当前网络环境下的延伸和继续，因而可将人大信息化建设的过程归入到“互联网+”代表工作的演进过程中来。“互联网+”代表工作的演进主要以人大门户网站、人大履职管理平台、代表在线交流平台、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