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不考虑风格,只考虑效果(创作谈).docVIP

我从不考虑风格,只考虑效果(创作谈) 　　一 　　写了三十年诗歌，时间不算短了，却一直在想：我为什么要写诗？我从事文学创作是从写诗开始的，我想，也将由写诗结束，在生命结束的那天。现在，每当我回首自己诗歌创作的历程，心里都出奇的平静。平静，这就是诗歌赐予我的宝座。经历了生活中的无数风雨，在诗歌的庇护下，我终于得以平静下来。在人生中，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 　　平静之余，也感到某种不可思议：我那个叫“诗歌”的孩子竟然是一个成年的大小伙子了。我想象他，又高又黑又瘦，戴着眼镜，开朗中挟带些不明所以的忧郁。虽然我知道，诗歌一如人的命运，坎坷总是常态。诗歌中也有暴发户和明星，有富豪和政客，有乞丐和流浪汉……我希望我的诗歌和我的孩子，都能像天上繁星中的一颗，平稳、自信、健康地运行。太阳和月亮是唯一的，星星却不。星星看上去一个样，但每一颗都有属于自己的光辉，当然也会有自己的位置。 　　对，我提到了“位置”这个词。万物各安其位，无论大如山岳，抑或小如蝼蚁。有位置就有意义，有意义就必得敢于担当。在物欲如此汹汹滔滔的时代，诗人的位置在哪里呢？在自己的桌前，在冥想中，在月下，在反省与孤独的洪流里。请问，我们是否能站稳自己的脚跟 ？ 　　然而，我心目中的诗歌还不止于此。作为精神领域的明珠乃至皇冠，我认为诗歌必须有它的精神方向。诗歌同样必须确认自己的社会位置，你写爱情也好，写风景也好，写日常生活也好，写时代大事也好，一首诗的诞生能否哭声洪亮，能否茁壮成长，能否成为一名力和美的传递者，诗人酝酿、创作它时所蕴含的精神含量与人性基因，完全决定着它未来的长势。写诗是个体的事情，但当一名诗人，从来都与一己之私无关，否则，他就不是真正的诗人。装腔作势、空洞嚎叫的诗人无异于横行霸道、贪污腐化的官员，而无病呻吟、矫情任性的诗人和守财奴般的富商有什么区别？ 　　当然，一首诗还有它的运气，还可以大肆炒作。但时间长河的汰洗，将让这一切变得无足轻重。所以，我对自己诗歌写作的要求是：不随便写诗，不写应景的诗，不写与内心无关的诗。我要让人生的伤痛与病态、寻常与美好、向往和梦想，都能在一行行诗句中得到明确而独到的表达。 　　我对自己的要求是：争取写50年诗。一晃30年快过去了，我希望自己至少还能进行20年诗歌创作。那么，最后一首我将献给上帝。 　　我深知，任何时代都与诗人为敌，但任何时代都是诗人的福地。诗人比一般人肯定要承受这个时代更多的痛苦与混乱，不然上帝派他来当诗人干什么呢？因此，诗人的使命是，在与诗人为敌的环境里，奋力维持写作的单纯与尊严，让自己的目光更加敏锐和深刻，让每一次写作尽可能抵达诗的内核，最终让所处的环境演变成诗人的福地。耶稣背后的十字架是他的福地，汨罗江是屈原的福地，甚至，宫刑也是司马迁的福地。 　　受不了外部环境的嚣扰，内心无法清静，乃至无法平衡，背着诗歌的袋子到处乞讨，或者扛着诗歌的喇叭到处叫嚷，结果会怎样？木心有句话说得好：“可喜的是，诗真是有神的。一俗，诗神就什么也不给你。” 　　正如很多诗人一样，我的诗歌创作时间一般是在晚上。白天安静的时候也写。百无聊赖的时候，我还可以在会场上写诗。诗歌是手艺活，它必须用手工来操作，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如果有人能用机器批量生产诗歌，那他就是诗歌真正的敌人。 　　有人问，或者自己问：你为什么要写诗呢？我的回答是：是的，这里就是我的位置。 　　二 　　写了二十多年散文，写得也不少，我一直在问自己：什么散文才是真正的好散文？ 　　我的好友杨献平先生提出过“原生态散文”的概念。这个概念提得好，我想通过 “原生态”这三个字来阐述我对散文的看法。“原生态”，我觉得是对散文品质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最高要求。这有点类似于诗人欧阳白倡导的“好诗主义”。 　　什么是高品质的散文呢？语言优美是不是？还不是。结构奇特是不是？也不是。高品质的散文就应该是原生态的。在这里，原是本原，而不是原汁原味；原是通过写实和隐喻，直入生命和内心的“根”处，而不是单纯地描摹现实；原是要通过简洁、洗练的语言形成最大的文字张力，在看似平朴之中将所指跃入到能指，将具象引导到象征，绝不是要你写一篇普通的说明文。 　　“生”是对原的修饰。我们说的这个原不是死的、呆板的、僵化的，不是对现实生活不能有一丝改动的。相反，它是生机勃勃的、富有活力和充满激情的。真正的现实主义是伟大的写实主义，但我们必须区分“写实”与“实写”的巨大差别，“写”字在前还是在后，太重要了。可以说，“写实”就是“实写”的死敌。在一般作家那里，他们却是一对孪生兄弟。 　　千万不要把原生态的“态”当作姿态的意思，姿态让人想起立场，想起山头主义，文学最怕这玩意。“态”就是状态。如果你偶尔写一两篇高质量的文章，说明你有那个才气，或者说，有那个运气，但还不是原生态作家。因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