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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运动与贵州 　　摘要；以反袁、反帝制复辟、维护共和制度为目的的护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光辉篇章。护国运动中，以云南首义、贵州响应两件大事最为突出，两件事均离不开贵州的作用。 　　关键词；云南首义 贵州响应 刘显世 戴戡 王文华 护国黔军 　　2015年12月25日是护国运动爆发一百周年，2016年1月27日是贵州响应云南首义一百周年。贵州各族群众在护国运动中做出巨大贡献，是值得人们永远铭记的。 　　护国运动是继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大地上爆发的，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共和政体为目的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以云南宣布独立为标志，为时不过一个月，贵州宣布独立，接着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相继宣布脱离袁世凯统治，以“讨袁”、“反袁”为旗帜的武装起义遍布上海、江苏、山东、福建、东三省及边疆地区，海外华侨、华人也纷纷通电讨袁。在举国一致的反袁声浪中，袁世凯不得不撤销帝制，本人也在一片声讨中死去。 　　回顾护国运动全过程，以云南首义、贵州响应两件大事最为突出，两件大事均离不开贵州的作用。 　　一、云南首义电文中为什么出现贵州军政领导人名字 　　现保存下来的首义电文；1915年12月25日《唐继尧蔡锷等声讨袁世凯背叛民国帝制自为通电》、1915年12月27日《唐继尧蔡锷等声讨袁世凯称帝罪行通电》、1915年12月30日《唐继尧蔡锷等请共兴义举推倒袁氏电》、1915年12月31日《唐继尧蔡锷等再次声讨袁世凯帝制自为罪行通电》等电文中，署名于上的除蔡锷、唐继尧、任可澄等云南军政大员外，赫然在目的还有时任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前贵州巡按使戴戡的名字。这一现象为什么产生，很值得推敲。 　　根据梁启超《国体战争躬历谈》《护国之役回顾谈》的回忆，护国之役有一个准备过程。梁称，1912年，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梁还有他的弟子蔡锷曾天真地“想带着袁世凯走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这证明不过是“痴心妄想”。袁一面对外出卖祖国利权一一签订《二十一条》，一面对内疯狂镇压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一步步由独裁专制，走上复辟帝制的道路，梁曾多次劝阻无效，梁、蔡不得不考虑应对之策。1914年底至1915年初，他们便在京多次密议，后来密议地点改在了天津。梁清楚记得在筹安会发表宣言的次日蔡锷又次来到天津，一起在汤觉顿处商量了一夜。那段时间，蔡锷“总是每礼拜跑一趟天津”，表面上打牌吃花酒，实际是商量如何起事讨袁。10月一天蔡锷带着戴戡到梁启超家，梁称“后此种种军事计划，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会议决定了云南何时独立，贵州如何响应，两省如何发兵，加上广西，三省如何会师湖北，底定中原，“此余与蔡、戴两君在京之成算也”。虽在京有“成算”，但定议却在天津，梁说护国运动是“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在天津的密议，戴戡称之为“天津会议”。先后参加北京、天津密议的除梁启超、蔡锷、戴戡外，还应有王伯群、汤觉顿、陈国祥、蹇念益、徐佛苏等人。其中，戴、王、陈、蹇都是贵州人。可见护国运动的策划，贵州籍人士与闻的不少。据梁自称，云南首义的电文，均出自梁之手，是由蔡锷带到云南，征求了唐继尧等人意见，作了修改后发出的。这应是云南首义文电有贵州军政领导人署名的历史渊源。 　　云南首义，无论是云南方面还是外界舆论最初都称“滇黔起义”。云南组成护国军发布的《中华民国滇黔军都督府与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之规约》中说；“袁贼肆逆，背叛民国，本军义不从贼，决议就滇、黔两省兴师举义，互相提挈，拥护共和，铲除帝制。”“规约”共四条，规定了“滇、黔各本省军民一切事件，滇、黔都督自主之”，军队配备、粮饷筹集，都由“滇、黔都督会同第一军总司令主之”，“军事行动虽由总司令主之，但要随时知照滇黔都督”，有关大局及对外事件，“彼此商定后，由滇、黔都督领衔行之”。这份文件可证明，云南首义之初，云、贵两省是并列的，不分轩轾。后来广西独立文电，将云南首义称“滇、黔起义”或“联合滇、黔”，北洋方面文电也痛骂“滇、黔两寇”。直至护国运动结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时，也将12月25日称为“云南首义纪念日”或“滇、黔起义纪念日”，明令全国纪念。 　　二、贵州终于举起护国讨袁义旗 　　云南首义文电中，有刘显世、戴戡的署名，戴戡参与署名原因见前述，他本身是护国运动策划者之一，而且是随蔡锷一起赴昆明的，蔡锷、唐继尧在首义前夕的准备工作，他是参与者。至于刘显世则不同，京、津密议他不知情，云南首义、贵州响应一节他也不知道。将他拉入署名，可能是梁启超、蔡锷、戴戡、唐继尧的共同主意。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端；刘显世在辛亥革命后当上贵州督军是蔡锷、唐继尧向袁世凯推荐的。护军使的班底是戴戡当贵州巡按使时组建的。戴是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贵州支部筹建人，贵州此时进步党拥有绝大势力，县以上分部有二十四个，党员达四千六百九十三人，多为省厅及道、县各级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