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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义工组织――从政府主导到政府引导 　　【摘 要】对新加坡义工组织，政府管制的程度是最重要的考察因素。2005年新加坡曾出过一起与我国“郭美美事件”类似的“国家肾脏基金会丑闻”，这迫使新加坡政府对义工组织的管理和相关法律制度进行改革，自2006年起的一系列改革使新加坡义工组织的发展模式从政府主导变为政府引导，义工组织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新加坡政府对立法的改革与政府角色的华丽转身，值得我国借鉴与思考。 　　【关键词】义工组织；法律改革；政府引导 　　说到义工组织的发展，或许新加坡并不是做的最好的，但其在公民社会和义工组织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对其自身定位的意识和角色转换的高效性方面令人称道。曾经由于政府过于强势、管理过于严苛，新加坡义工组织的发展受到限制，但近年来随着政治姿态更趋民主，对民间组织的管制也日趋宽松，总的理念是，在保安和稳定及公众期望之间维持一个平衡点，容许民间团体生长，鼓励发展公民社会。这与一般欧美国家对社会组织管制“由松到紧”的趋势正好相反，对我国也更有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的“郭美美事件”――“国家肾脏基金会”丑闻 　　对新加坡义工组织，政府管制的程度是最重要的考察因素。21世纪之前的新加坡的《社团法》确立了对社会组织进行严格管理的原则，整个志愿服务部门和相关立法被认为存在立法不足、立法滞后及管理不严，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改革势在必行。而“国家肾脏基金会”的丑闻事件也给了新加坡政府以重重一击。 　　国家肾脏基金会是新加坡有名的慈善与义工组织，事件的导火线就是《海峡时报》高级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批评NKF理事长杜莱在办公室装修私人浴室看，使用镀金水龙头。杜莱作风强悍，立即向法庭提起诉讼，告报业诽谤。在长达一年的庭审中，报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通常上午的庭审内容，下午的晚报就报道出来了，每个人都在谈论，NKF和杜莱已经名誉扫地。新加坡人一向以对政治的冷漠著称，但是这一次，普通的新加坡人被激怒了，政府介入调查，最终丑闻被揭开。 　　迫于由“国家肾脏基金会”及相关组织丑闻引发的社会压力，新加坡内政部发布声明，对在慈善组织管理上的失误致歉，并许诺革新有助于慈善组织发展的管理举措。 　　二、新加坡政府的危机应对――法律修改与监管改革 　　2006年3月，新加坡内政部发布报告认为在慈善事业的管理中，政府应尽可能少管，以实现社会自治，但同时也强调有限的政府管理必须得到严格执行。按此原则，新加坡从立法模式、注册准入、后续监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改进慈善立法，采取集中立法模式 　　新加坡于2007年对《慈善法》进行修改，将原本分散的管理权限集中于慈善委员会。总体来说，就立法模式而言，新加坡的制定法采用的是相对统一集中的立法模式，《慈善法》作为其慈善基本法处于中心地位，其综合规定慈善组织和慈善活动的各种制度，包括慈善目的，慈善组织的定义，登记注册制度，慈善组织的权利义务、自治管理、活动范围、监督机构以及法律责任和罚则等。在基本法之下，再辅以《社团法》、《公司法》、《信托法》、《所得税法》、《大型慈善事业管理办法》、《国家福利理事会法》等等。 　　简化注册流程，减少行政干预 　　自然人通过出生取得人格，而义工组织通过设立行为取得法律上的人格。设立制度决定着义工组织的法律地位，对义工组织的发展尤为重要。严格的设立制度会将义工组织阻挡在合法的大门之外，注册难也一直是我国义工组织发展的首要难题。所以寻找一种合理而宽松的设立登记制度是对各国义工组织的发展十分重要，那么新加坡找到了吗？ 　　在新加坡，成立合法的社会组织，必须到有关部门办理登记注册手续。义工组织主要可以根据《社团法》、《公司法》和《信托法》注册登记为社团、担保有限公司和信托三种形式。一旦义工组织经登记成为法律实体，它可以继而根据《慈善法》向慈善委员会申请慈善资格成为慈善组织，注册成为慈善组织的好处是可以豁免缴纳企业所得税，成为慈善组织之后，如果符合要求还可以申请成为公益机构以获得更多的税收优惠。 　　所以可以说，对新加坡义工组织来说，登记制度是全方位而多层次的，选择怎样的法律形式是基于利益考虑所作的选择，不仅仅是简单的登记行为。事实上，登记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利。 　　1.依据《社团法》注册成为“社团”形式 　　可以说社团是义工组织最基础性的一种组织形式，在新加坡合法社团和非法社团是十分容易区分的，根据《社团法》第14条，未经登记的任何社团都被认定为非法社团，除非登记官认为该社团完全是在新加坡境外组织的，且从不在新加坡从事任何活动。因为新加坡实行的是强制登记制度，其对非法社团的态度是严厉打击的。 　　所有社团的登记均由新加坡社团注册局负责。其注册方式有分为两种：一种是非敏感性的团体，直接采取简易自动注册；另一种是《社团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