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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协调性理念的融入 范 愉：2011-05-24检察日报 □主讲人 范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点评人 朱苏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王亚新: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江必新:北京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稳定和谐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和规律，探索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功能有机衔接，增强矛盾解决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研究和解决的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课题。 5月21日下午，秉承关注中国现行法律问题的宗旨，由中国法学会和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五期中国法学创新讲坛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如何在转型期实现社会的善治，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主讲人范愉教授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转型社会的选择，并着重从三个方面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一、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概念和理念:既不局限于传统也不等同于国外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它是指由各种功能程序和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其中包括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共同构成的纠纷解决和社会治理系统。 不同于国外经常使用的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意为“解决争议的替代方式”，或翻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概念，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虽然和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有相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现代西方国家片面追求国家对纠纷解决的垄断，强调诉讼司法的单一性的作用。之后出现了司法的危机困境之后再反过来求助于非诉讼机制，希望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来解决二者协调。中国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对司法程序、诉讼程序的建构还在进行中，需要对应、关照、协调考虑二者关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际上能把诉讼和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连接起来，从法制建设一开始，就将二者融入法治建构当中。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亦不同于古代“厌讼”的调解纠纷解决机制。自古以来中国的审判体系或者诉讼体系，就和协商式的纠纷解决方式高度融合。教育式的调停，在调和判之间没有鸿沟和界限，调解优先成为了我们的传统和特点。 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系统中，每种制度或者程序，都有独立的运行空间，同时又能构成功能的互补，这样能满足社会和当事人的多元化需求和选择自由。它有诸多特点，第一，强调多元性，多元性体现于主体的多元，方式的多元，适用依据的多元，适用纠纷类型的多元。在社会发展中可以借助多种力量，多种方式来解决纠纷。第二，强调开放性和兼容性，鼓励公众民众和普通人参与该系统中，但同时有一部分会有高度的职业化标准，保持一部分的司法准入高度。第三，强调选择性、适应性和衡平性。中国地域广博，民族文化各异，不宜完全按照法制的统一标准，设置统一的标准化的制度。应以适应性为前提，不完全强调简单的权利义务的实现，或是意识形态的单一性，而是强调最大限度取得双赢互利，纠纷得以圆满解决。第四，反思性建构，对制度持有极高的期待。对制度的批评或者是指出一些问题时，不主张解构或者使制度推倒重来，而是通过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或者协商性的作用，来改变制度的僵化以使其发展。第五，强调规范性和灵活性，可以采用国家的法律法规，也可以采用公序良俗，也可以适用当事人的约定。 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法治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为什么要在中国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呢? 从政治意识形态或者传统文化方面来论证，可能稍有不足。而从普适性来看，就可以看出其必然性。大部分的观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人类必然都要经过“诉讼爆炸”，都要进入诉讼社会。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简单地认为这是一个必然规律、普适性的逻辑，所以会放弃对纠纷解决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的主动干预。在制度设计合理、政策采用合适时，初期完全可以通过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促成分流，促成各种社会力量和司法力量的平衡，从而避免“诉讼爆炸”的到来。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有这样的作用，一是能保障法治的循序渐进发展;二是能合理配置和利用司法资源;三能提供实现正义、获得救济的多元途径;四是能促进法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在社会转型期实现善治:法治与其他社会治理机制的协调 缓解现实化与本土社会、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探索、发现法治的合理路径与本土模式，促成国家机构与社会力量的协调，达到超越法律局限性的善治，是我们制度建构的目标，这也是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目标。 社会转型期中，考虑中国在社会建构中所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路径选择，包括新程序主义等。但基于现实条件的局限性、障碍性的考虑，如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