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西圣：有效推进陪审员制度改革(精简版).docVIP

如何有效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 梁西圣 我国法院所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重要的司法制度之一，不仅具有了当代中国司法正当性的意蕴，更在现实层面上承担着摒除法官职业偏见，实现司法定分止争的重大职责。一方面，人民陪审员广泛参与案件审理，有利于体现司法的民主化要求，实现人民对司法的有效监督，防止司法的专断和任性而为；另一方面，人民陪审员植根于日常生活的情理法则，他们从生活中最朴素的是非观念、正义法则的视角来审视案件，有利于防止法官职业思维的僵化，有效矫正法官职业惯性对案件裁判不接地气的倾向。在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的职权配置中，实现民主功能和司法功能的有效整合，真正发挥司法作为社会公平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陪审员制度一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但在长期司法实务中，由于赋予陪审员和法官“同职同权”，没有实现在案件审理中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合理分权分工，导致陪审员制度设置上应然价值和实然价值的分离，出现了“陪而不审”的现象，使得陪审员成为一种摆设，要么不行使职权，要么怠于行使审判权，不仅消解了陪审员的独立价值，而且也未能形成民主和司法的合力。主要表现在： 第一，陪审员和法官在享有同等审判权的同时，未进行有效的分权、恰当的分工，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模糊不清，导致陪审员的职权被法官完全取代。适用陪审员的合议庭方式审理的案件，大多属于案件事实复杂、证据认定繁杂、案件争议较大的非常规案件，往往需要较为专业的案件审理经验和法律适用，这往往是一般陪审员所不具备的。在这种审判权分工不明晰的情况下，陪审员的独立价值往往发挥不出来，他们更多寻求“依附”于法官，成为案件审理的陪衬也就在所难免。 第二，陪审员与法官的“同权不同责”，使得法官履行近乎全部的职责，而陪审员怠于行使职权，形同虚设。一方面，由于法院内部实行承办法官责任制，也即法官对于裁判过错承担全部责任，法官必然在整个案件审理中取代陪审员非专业角色而发挥更大的作用。倘若没有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或者没有陪审员的参审率作为绩效考核指标的存在，很难想象陪审员制度会在多大程度上实施；另一方面，由于未建立针对陪审员工作的有效评价和惩戒机制，在现实司法实践中，陪审员往往对于案件审理漠不关心，庭前极少阅卷、庭审难得发问、合议庭评议更难发表意见。 第三，陪审员缺乏有效合理的专业培训，在专业法官面前很难建立起职业自信，难以发挥作为陪审员的理想角色。虽然对于陪审员的选任条件相对较高，但同法官的专业能力、案件的复杂性相比，陪审员在阅卷、庭审和评议诸环节，往往显得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在司法实践中往往跟着法官“节拍”走，作为陪审员的独立角色往往隐藏起来。 第四，陪审员的“精英化”、“职业化”问题，使得司法的民主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不利于法官做出接地气的裁判。由于陪审员选任条件对于学历等高要求，使得真正成为陪审员的少之又少，无法最大限度的接纳具有代表性的陪审员；同时，由于对陪审员缺乏有效的激励和保障措施，很难激发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造成退休人员或无业人员成为法院陪审员的常客，沦为相对固定的职业，造成了司法的民主性严重不足，陪审员独立价值失范，无法发挥其应有价值。 我国陪审员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成为横亘在司法改革之路上不得不解决的难题，尤其是针对陪审员制度出现的价值和事实的分离问题，党中央的顶层设计走在了实践的前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划定了职能边界。2015年4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作出了《关于授权在部分地区开展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从而我国陪审员制度改革在“逐步实行”的框架下不断走向深化。在人民陪审员制度事实审与法律审进行界分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必要从以下方面强化制度建构、形成切实可行的改革路径： 第一，实行陪审员和法官适当分权，形成两者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机制，提高陪审员参与度。改变过去法官和审判员模糊的职权配置，按照正在进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要求，原则上案件的法律适用交给专业法官，陪审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在具体的试点实验和司法实践中，又要根据地方实际，有序推进两者的分权和分工。一方面，对于事实认定问题，可以按照现行规定由法官和陪审员共同作出，对不同意见需要作出解释说明，待相关制度成熟后，由陪审员主导案件事实的认定。在法律适用上，制度设计上，首先由法官提出法律适用的意见，陪审员可以实现恰当的参与，法官综合陪审员意见主导法律的认定，对不接受的意见需要作出解释说明。另一方面，强化法官的引导义务，保障陪审员独立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