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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魇求与乡土情结的拉锯 　　【摘 要】师陀的长篇小说《结婚》通过小天堂咖啡馆、股票交易所、大东茶馆等都市空间导演了胡去恶的精神蜕变，从中寄寓了师陀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批判态度。然而，在他的反城市心理的表象下，始终潜隐着深重的乡土情结。这一矛盾心理在他笔下重演，体现为去恶在都市魇求与乡土情结的拉锯中两败俱伤。 　　【关键词】师陀；《结婚》；都市文化；乡土情结 　　文化地理学家迈克“长久以来，城市多是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因而，小说可能包含了对城市更深刻的理解。我们不能仅把它当作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它的启发性，城市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地，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社会和生活的认识。”师陀的《结婚》同样如此。当我们跟随小说人物的视角去观照彼时的上海时，我们不仅领略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后的十里洋场景象，而且饱览了各色人物的命运沉浮。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人们纷至沓来，把它视为攀爬人生之巅的起点。胡去恶，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深切地体认了这一职业的低微和无望之后，怀抱着改道困窘生活，重拾自我尊严的冀求，纵身跃入投机发财的滚滚洪流中。生活的挤压和年轻的傲气激荡起他对金钱的魇求，雄雄野心急速膨胀并成功背叛和压制了淳朴本分的特质，威逼他一步步走向沉沦毁灭的末日晨昏。为完成去恶这一疼痛的精神蜕变，师陀有意安排了小天堂咖啡馆、股票交易所、大东茶馆等都市空间。 　　首先是小天堂咖啡馆。这是钱亨第一次约见胡去恶商量借债事宜的场所，也是去恶真正贴近上海肤脂的首次尝试。在这里，去恶业已深入骨髓的自卑和孤独显露无遗。他为了表示自己也是老顾主，不敢看饮食单，甚至自觉女招待和茶房只对他傲慢，而对其他客人周到如“医院里的看护”。可以说，去恶这种自我施加式的不公感是他积习已久的自轻自鄙心理的无形投射。他在投寄给恋人佩芳的信中，真实地倾吐了自己在上海的生存姿态：“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小胡同，找个地缝躲起来。”切肤的自卑感如影随形，刻骨的孤独感也步步相随：“在几百万人口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人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到他？”困守在此番孤苦无依的境遇下，人心是柔软的、脆弱的、渴爱的。当去恶不小心将茶水泼到“老处女”的衣服上时，遭到“老处女”喋喋不休的怪罪，田国秀巧妙地替他解了围。在人人自顾不暇已成为现实逻辑的上海，去恶意外接收到的这份温暖的人情，稀薄却能让人松弛戒备。因而他轻信了钱亨等人，一头钻进他们设好的圈套中，落得个血本无归，债务累累的下场。 　　其次，弄堂也是上海公共空间的重要成分。弄堂里的股票交易所虽然简陋、陈旧、污浊，却挤满了梦想通过投机股票来发财的旧式商人、银行职员、无业游民、小报记者等各色人物。在这里，去恶的投机欲望也被迅速挑拨起来，他不愿再去学校教书，而是沉迷在投机成功的幻想世界里：“现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说不定从今天起，就日高月升，发达起来。”当钱亨帮他净赚了二百元时，他更是认同了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念：“钱真是好东西，有了钱便有了快乐。”此时的去恶，高升发达的热望置换了投机成功后欲与佩芳结婚的初愿。 　　最后，大东茶馆在去恶的精神蜕变中同样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现阶段的去恶已被城市法则同化，他全然褪弃了自卑拘谨的交际缺陷，取而代之的是谈笑自如、老练圆滑的处世策略。当他赴约迟到时，仅凭三言两语就使自己顺利跨越了尴尬的屏障：“你想我敢不来？既约下你，还有张小姐、打可特黄，三位大贵客，你们肯赏脸，就算看得起我来了。管他刮黑风下雹子，我也不能爽约。”从这番客套话中，我们看到，去恶以前低到尘埃里的卑微相荡然无存，反让人错觉他是交际高手。酒足饭饱，去恶酩酊大醉，醉酒对其而言，是一场彻底的解脱，也是十足的沦落。它消弭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解构了过去生活的痛苦，稀释了未来谋生的艰辛，与此同时，它钝化了脆弱的意念，催眠了残缺的情感。之后的去恶自觉地绵延了这场迷醉，他转而追求田国秀而自动疏离昔日的恋人佩芳。然而，他们的爱情也只是为了各取所需：去恶是国秀离间佩芳，报复表哥钱亨的工具；国秀是去恶跻身上流社会，实现金钱梦的人梯。爱情神话在这种秘而不宣的契约关系中彻底消解，沦为赤裸裸的交易品。当国秀与钱亨和解，去恶金钱梦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互相利用的价值也一同被摧毁。 　　Oswald Spengler在《西方陆沉论》中提到西方有两种文化模式：一种称为亚普罗式，一种称为浮士德式。亚普罗式的文化安于接受既定的秩序，浮士德式的文化则把冲突看成存在的基础，把生命看成阻碍的克服，把前途看成无尽的创造。胡去恶在都市中摸爬滚打，凭靠的正是这样一种浮士德式的精神，但由于他缺乏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和适应都市文化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