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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保障问题浅谈 张欣 s101301047 农民工保障问题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高度相关，关系到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近期出现的“ 民工荒”已为我国农民工问题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农民工保障的缺位是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也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应将为农民工提供保障作为解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 一、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必然要求 　　 解决农工保障问题是顺应我国社会转型要求的重要举措.(2003年，我国人均DDP超过1000美元，社会进入特殊的发展时期，处在重要的转型过程中，其核心是社会结构的转型，主要体现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化；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化；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化。农民进城就是结构转型的具体体现。目前，我国结构转型与体制转型没有同步，人口流动的第二个过程受阻。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高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的引导下，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入城市，完成了人口流动的第一个过程。从1978年至今，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非农业的迁移，就其规模和影响来看都可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也是迄今最大的一次。然而，中国人口流动的第二个过程存在较大的制度约束，严格的户籍管理使许多转移出来的农民不能得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许可，子女入托入学困难，城市社会保障制度不覆盖农民工群体，使他们无法抵御城市工作和生活中的风险。于是人口流动的第二个过程受阻，大多数农民只好采取了非正式的流动方式，即要么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生产，农忙时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要么在城市立足，但不放弃农村土地。他们象“ 候鸟”一样在城镇和乡村之间流动。 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维护农民工权益的重要形式 　　 总体来看，目前农民工权益问题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在社会劳动就业方面，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只能进入收入低、工作环境差的工作领域，随时都有被解雇的可能，工作缺乏稳定性；在社会福利保障方面，农民工无法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社会福利，他们没有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子女入学也困难重重；在社会民主参与方面，由于户口不在就业的城市，不能参加当地选举。用人单位一般不接受其党团组织关系，很难参加党团组织生活，也没有自己的工会组织，他们自己也因此认为是“二等公民”。在我国结构转型期，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必然影响社会的稳定。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包括阶层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组织结构、收入结构、权力结构的大分化。分化即意味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必然产生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甚至冲突和摩擦。如何协调和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结构严重封闭，农民生活在农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往较少，对城市生活了解不多。农民进城务工后，他们会切身地体会到城乡之间的差别和不平等，他们为城市的繁荣作出了贡献，而所获得的报酬和待遇却与城市居民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所在的城市难以产生认同感、归宿感和责任感。他们在社会地位升迁中所受到的 “城乡身份壁垒”的阻碍，也必然使他们产生强烈的压抑感，从而可能引发对城市居民的不信任、嫉恨，乃至出现反社会行为。 　　 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是解决“ 三农”问题的内在要求。 近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农”问题日渐突出，并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事实上，在困扰农村的一系列问题中，归根到底是农村人口过多，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农民收入难以提高的问题。在土地供给刚性的条件下，资本和技术对农业的投入，必然进一步排斥相对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严重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解决“ 三农”问题出路之一就是转移农民，减少农村人口。然而，目前农民向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转移中的属于兼业转移，和土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许多承包土地的农民工种地只是为了解决家庭吃饭的问题，他们耕种土地的各种投入：劳动、资金、技术及管理等都只能是最低的，结果是土地产出率大大降低，造成了农业的低效率，不利于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农民工也处于“ 漂泊”状态，他们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工矿企业、建筑业、批发及餐饮服务等行业，所从事的往往是脏、累、险、重的粗活，工作量大、强度高、环境艰苦、流动性强、风险程度高。为转移出去的农民工提供相应的保障，使其彻底告别土地，放弃无力耕种的土地，结束城乡之间的“ 两栖”生活，是使农民工顺利向城市转移的必然要求，也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要求。当农民工能获得相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