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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义利”观与现代法治和谐理念 日期：2006-11-19 点击： 作者：胡仁智 来源：《现代法学》2006年第4期 一 建立“和谐”社会这一思想理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相结合的产物。我们不仅要从西方寻找文化资源，更应汲取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特别是重新回到人类的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去认识中西原创文化的“本原”，寻找人类文化的原动力。只有回到文化轴心时代，汲取人类文化智慧，才能进一步提高和创新，从而解决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使人类真正走上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 孔子思想，正是第一次文化轴心时代人类思想的伟大创造。而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的社会理想，其本原便是“和谐”。《礼记》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比藏于自;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1]所谓“大同”，就是高度完美和幸福的人类社会，完美和幸福就是“和谐”。 而要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离不开对各种利益的合理分配与协调，因为利益关系乃是社会的基础。当然，利益关系的调整离不开法律，在社会生活中，法律对各种利益的协调处于中心地位。长期以来，由于对孔子思想的某种程度的误读，人们一直认为孔子仅仅主张“德治”，这就“遮蔽”了孔子思想中一些重要的精神内涵，孔子的“义利”观中所蕴涵的法哲学意蕴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没有从总体上把握孔子思想，因此，对孔子“义利”观的探讨主要局限于伦理学的范畴。人们纠缠于孔子是“重义轻利”，还是“重义贱利”，抑或“重义贵利”，只是在道德的层面上研究孔子的“义利”观。 笔者认为，对孔子的“义利”观，应当从孔子思想的整体上加以把握。如果我们认真解读孔子思想，不难发现，孔子的“义利”观有着重要的法哲学意义，这就是孔子“义利”观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利益调控功能与法律“正义”价值的和谐统一。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与今天“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有着某种契合性。 孔子言利，涉及到一r国家和社会之利、个人之利、群体之利、精神之利、物质之利等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中都涉及到了“义”。其中，公共之利与义的关系、个人之利与义的关系等均涉及了法哲学层面上的问题。 二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时期，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社会利益的分配与协调成为最大的矛盾之一，而其中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矛盾十分突出。国家如何处理公共”之利与民众之利的关系，成为孔子十分关心的问题。孔子最为关心的是“公利”的正当性问题。“公利”是否正当，以“道”为标准;而这个“道”既包括了国家利益价值目标的正义性，也包括了国家调整社会全体利益关系的手段的正义性。其中便蕴涵了法律的社会正义价值与法律利益调控功能和谐统一的法哲学意义。 首先，国家要发展经济，而经济的发展应以满足民众的需要为依归。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生产，是国家、社会的公利。孔子对公共之利持肯定态度，并且将之作为国家社会事务的重要环节。《论语》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在人口资源己经比较丰富的情况下，要努力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还必须要教化民众。发展经济是国家的重要任务。有学者在研究孔子思想时，往往从《论语·季氏》所载“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中进行推论，认为孔子主张平均主义，重义贱利。然而，如果我们从孔子的“富教”思想来看的话，孔子主张国家富强、社会富庶和人民富裕是不言而喻的，而孔子的均平观则属于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这就是社会贫富差距不能过大。 国家社会发展经济，是公利。但这种公利不是为了满足居上位者和某些群体的利益需要，而是要从总体上体现民众的利益要求。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因民之利而利之”。两“百姓足”就是满足人民利益的需求，也即“以民为本”。“以民为本”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才是正当的。也即，在处理国家社会之利与民众之利益的关系问题时，要“君以民为本，国以民为本，官以民为木，与民争利谓之不义，关心民疾谓之义，这是作为国君官吏的义利之辨，是儒家义利之辨中主要的核心的内容。”川在古代君主制社会，君主、官吏均代表国家，因此，孔子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了国家利益的正当性问题。 其次，“仁为众德之总”是杜会正义的体现;以“仁”为最高价值的政治是“德政”，“德政”的建立依靠德、礼、政、刑的综合运用。 孔子主张“公利”的正当性，在价值取向上以“仁”为最高形式。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崇高理想和美德，同时也是法律的实质和宗旨。当然，正义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