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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评估、内在机理分析和对策
汇报提纲 研究目的 研究内容 资料与方法 研究结果 下一步工作 研究目的 研究目的: 程度评估 成因分析 政策建议 本研究特色: 系统分析 实证研究 立足上海 注重操作 研究内容 “看病难、看病贵”的内涵分析 “看病难、看病贵”的评价指标体系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研究与实践进展 上海“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现况研究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成因分析 “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解决思路 资料与方法 研究方法 比较研究(国际、国内比较;历史比较) 实证研究(问卷调查、专题访谈、统计数据) 理论研究(卫生经济理论、公共选择理论) 资料与方法 研究资料 文献综述 问卷调查(患者、医生、医院管理者) 统计数据(各类统计年鉴) 分析思路 从供给与需求平衡(总量与结构)的角度解析“看病难” 从个人收入、保障(风险分担)、费用、心理预期四因素角度解析“看病贵” “看病难”的内涵界定 主要反映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本质是医疗需求与供给之间存在矛盾的外在表现 分类1 供给绝对不足:缺医少药 供给相对不足:结构失衡,良医难觅 分类2 距离可及性;经济可及性;信息可及性 反映“看病难”的指标 供给角度: 人均卫生资源配置:千人口医生数 卫生资源结构:如普通与专家门诊比例 需求角度: 到医疗机构的时间;入院等候时间 应就诊未就诊比例;应住院未住院比例 获取就医信息的渠道 “看病贵”的内涵界定 反映医疗费用负担水平超出人们的经济和心理承受能力 是收入水平、保障水平、医疗费用、心理预期四因素的函数 是社会基本医疗保障不到位的主观反映 “看病贵”的分类 无钱看病(收入问题) 看不起大病(无保险或保险水平太低) 费用太高;(过度医疗或医疗费用超出社会经济承受能力) 经济上能承受,心理上觉得太贵 (超出心理预期,受价值观、历史、国际因素影响) 反映“看病贵”的指标 应就诊因经济原因未就诊比例 应住院因经济原因未住院比例 门急诊次均费用增幅与职工收入增幅比 住院次均费用增幅与职工收入增幅比 人年自负医疗费占家庭可支配收入比例 医疗费用自负比例 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6456人 医院管理者 247人 医务工作者 1309人 城市居民 3800人 医院患者 1100人 涉及13家三级医院、4家二级医院、1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个街道 从患者和居民对“看病难”现象的主观认知看 患者和居民对“看病难”造成原因的主观认知 从患者和居民对“看病贵”现象的主观认知看 患者和居民对“看病贵”造成原因的主观认知 医务工作者对是否存在“看病难” 问题的认知 医务工作者认为“看病难”的结构性表现 医务工作者认为是否存在“看病贵” 医务工作者认为“看病贵”的结构性表现 最近两周生病但未就诊比例 生病不去就诊的原因 该住院而未住院情况 该住院而未住院原因分析 是否主动要求出院 主动要求出院的原因 各项费用开支对整个生活的影响程度分析 对日常生活影响排在第一位的比例 上海市“三医”的历史回顾和述评 对上海市“三医”的历史进行了述评,传统制度的特色和医疗卫生的福利性定位决定了改革中面临问题的严峻性 分析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因其未触及“三医”内在的关联机理,不可能真正解决根本问题,它们不可避免地存在致命的缺陷和漏洞,因为他们都没有改变医疗机构在行业价值链中的绝对垄断优势地位。 上海市“三医”的历史回顾和述评 “总额控制,结构调整”与“收支两条线”都着眼于对医院和医生的行为进行控制,没有形成让医院自觉控制医疗成本,改善医疗服务质量,以及让医生自觉拒绝红包,降低药品费用的内在机制。 药品招标采购与平价药房给药品流通领域带来了竞争机制,但只要信息不对称存在,只要医院的信息优势存在,都无法撼动医院的强势地位。 “三医联动”现存问题与“看病贵”的关系 “医药合谋、药价虚高、回扣、医患合谋、大处方、乱检查、有限作用的平价药房、年末拒收医保患者”等弊端都暴露了以往改革措施的局限性 医疗机构(医院,近期主要指公立医院)的极端强势地位成为了当前改革的“瓶颈” 医疗机构的绝对垄断地位 医药生产流通领域早已市场化,而药商却不得不通过回扣取得相应收入; 医疗保险机构只能维系低效的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基金中“收”主要取决于工资水平和老龄化程度等,其变化一般不会太快,而基金中“支”的主动权却实际上在医疗机构的医生手里。医疗保险局作为医疗保险基金的宏观“看门人”,因医疗专业能力和人力限制等难以有效监管医疗机构; 医患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凸显出患者的绝对弱势地位。 医疗机构行为不当的理由 医疗机构对自身参与医药合谋、开大处方等辩解的核心理由是补偿机制不合理,包括医疗服务费用过低、医疗保险局制定的支付制度欠妥、无力控制医保患者选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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