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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行政伦理的现代价值 ──从官本位到为人民服务 王 武 关于为官，邓小平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官本位强调为做官而做官，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办起事来带有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今天，我们的干部还有许多在思想上没有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而把做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如何让我们的干部在思想和行动上从官本位转向为人民服务是我们一贯的追求，也是我们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而古代丰富的行政伦理思想值得我们借鉴。 古代行政伦理在强调伦理道德的教化功能的基础上，对为政者提出了严格的人格要求。古代行政伦理要求官们必须具备以下素质： 第一、要爱国重民。古之爱国，大多以忠君的形式表现出来，带有浓厚的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但就“忠” 对加强爱国主义而言确有可取之处，而这恰恰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为官者更应具备这一传统美德，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以大局为重，以国家为重。《论语·颜渊》云：“子张问政。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孔子在强调为官者在尽职尽责工作之时，必须以“忠”为行动准则，当然这里的“忠”我们理解为一种爱国主义思想。同时，古代行政伦理还强调民本思想，如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认为得天下必先得民心。下面一段话则深刻地揭露了为官的实质，“朝廷设官，原以为民，官必爱民，乃为尽职，故府州县官以知为名。又名之曰地方官，谓地方之事，府州县当无所不知也。百姓称官曰父母，自称曰子民，谓民间苦乐，府州县当无所不关切如一家矣。”郑板桥也有诗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以民为本的思想从为官的目的而言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正所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 第二、要自律自爱。儒家所宣扬的行政伦理强调为官者必须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路，由“内圣”而“外王”，这也是古代行政伦理的主流。《论语》就对为政者提出人格要求，也就是要加强自身修养、要自律自爱。孔子认识到行政长官作为榜样的教化功能，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为官者必须品行端正，作风正派，必须严格要求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抵制各种欲望的侵蚀，孔子强调“无欲则刚”，孟子进一步提出“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面对富与贵，要有如孔子一般的心态，“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古代行政伦理告诉我们为政者加强自身修养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为政者必须有高尚的道德情操。 第三、要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干好本职工作是各行各业的一个普遍的根本准则，当官当然也不例外。孔子说的“敬其事而后谋其食”强调的就是要忠于职守。另外与忠于职守相一致，廉洁奉公也是一个普遍的职业道德原则，也是对为政者的起码要求，也就是要求为政者在行使权力时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宋代大儒朱熹指出“官无大小，凡事只是一个‘公’。若公时，做得来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风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来做去也只得个没下梢。”明代大学者王夫之也强调“为政者，廉以洁己，慈以爱民。”古代行政伦理把忠于职守和廉洁奉公统一起来，作为职业道德，“忠于职守”是为官之根本，“廉洁奉公”是为官的最终目的。 第四、要有忧患意识。这也是古代行政伦理对为政者的基本人格要求，只有常具忧患意识才能不断对自己进行反省，才能做到爱国保民、自律自爱、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范仲淹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充分体现了忧患意识与爱国情操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忧患意识确实能够激励所有的人包括为政者不断积极向上，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论语·学而》有这么一段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指出以反省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忧患意识对不断提高自己的重要性，无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应负责。《周易》亦有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君子只有常具忧患意识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孔子云：“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学优则仕虽不被今人倡导，但仕优则学却是至理名言，掌权者只有不断地认识自己的不足，不断地学习才能加强自身的人格力量，才能廉洁奉公。基于此，“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脚”的所谓真理才能不攻自破。有了忧患意识，才能居安思危、防危杜渐，所谓“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 如果今天的为政者能具备以上四点基本素质，腐败的发生肯定会大大减少。如能真正做到这四点，今日之某些所谓的“公仆”岂会留恋“坐的桑塔那，玩的‘二五八’，吃的乌龟王八，搂的十七八”等物质享受？如能真正具备这四个基本素质，某些老干部又岂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