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风险的自主规制——以实现风险最小化为目标精选 .doc

环境风险的自主规制——以实现风险最小化为目标 我国环境法一直以来强调行政规制，重视国家强制力对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的直接控制，但现实中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往往超出了国家强制力的控制范围。这主要是因为国家行政通常有着自身的边界，行政资源的规模与比例总会受到国家经济水平以及民主政治的制约，不可能随着环境问题一直扩张下去，特别是针对环境风险，行政规制越发显得乏力。因此，为实现良好环境目标，在国家行政规制基础上有必要激发社会主体自身力量主动保护环境。我国新《环境保护法》第六条第3款之规定就含有此意，规定了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此款前段部分并没有如后段部分一样，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依法”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这说明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在达到强制性法律规定的标准上，最好还能更进一步、甚至两步去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即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求社会主体发挥自身积极性、能动性、创造性，主动降低环境污染与破坏，形成对环境问题的自主规制。 一、自主规制的环境法定位 自主规制是与环境风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风险一词较早存在于自然科学领域，传统法学中并没有关于风险的概念，到近现代社会才开始出现。对于风险的法学含义，通常是与法学中已有的危险概念相比较而言。对于具有盖然性、可预见性的危险，国家有责任防止其发生。危险防止过程中，盖然性要求会有所不同，即在所保护的法益发生不利益效果之际，不利益效果越是重大，其发生盖然性所要求的程度越低，但是不会无限接近于零。而风险却与此却有着质的不同，风险强调的是不确定性。风险与具有盖然性的危险相比，其因果关系、损害结果的发生都是不确定的，不具有可预见性。可以说，风险处于危险概念界线之外。因此，根据传统法治国原理，国家并没有责任防止风险的发生。 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如果还一味强调国家行政因为风险的不确定性而完全不介入是不可想象的。现代多元的风险社会中，人类必须放胆行事，不能老是在事前依照既定的规范或固定的自然概念，来确知他的行为是否正确，人类必须冒险行事。所以，风险已然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但国家介入风险是否为宪法所允许呢?目前，即使是最先提出风险概念的德国，其宪法或相关的文件对此问题并没有言及，不仅如此，在德国《联邦排放控制法》的法案理由说明书中，对于事前介入风险的行为是否与宪法抵触的问题意识都没有，唯一能确定的是，《联邦排放控制法》在制定时被认为是在联邦立法权限范围之内，作为“立法裁量”的问题来理解。但可以明确的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化学技术、生物技术、核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未知的或不明确的危害，如果仅依靠危险防御理论，并不能要求造成风险的主体承担与最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防止义务。而且，当环境风险有可能侵害第三者权利的时候，要求第三者在风险达到具有充分盖然性的危险标准之前，甘于忍受风险也有失均衡与不合理。特别是在生命、健康等受到损害就难以恢复的基本权利受到威胁之时，要求国家履行保护义务也就成为必然。因此，国家必须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决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国家应采取宪法上不禁止的事前措施，积极规制风险。当然，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风险领域还存在一种“剩余风险”，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要求社会排除任何风险而达到一种“零风险”的状态。这种满足于法律规制安全水平，并在法律上被允许存在的风险通常称之为“剩余风险”。即，在风险领域内需要排除剩余风险，才是国家行政规制的可能范围。 但现实中由于国家行政存在诸多问题，如行政资源不足、规制对象庞杂、监督无力以及风险证明困难等，导致国家行政并不能完全规制所有环境风险。换言之，国家行政规制的环境风险范围通常根据一国的环境政策水平来确定，具有高水平环境政策的国家对风险规制的范围会广泛些，在此范围内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成为国家义务。而在此范围之外，尚未达到剩余风险标准的界限内，又由谁来规制呢?社会主体自行、主动对环境风险进行规制成为必然选择，亦即环境风险自主规制的领域。环境风险自主规制过程中，社会主体自己设定环境保护目标，按自身特点自行制定对策，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动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实现低成本高收益的环境对策。 环境风险的自主规制是与环境风险的行政规制相比较而言的。首先，在主体方面，行政规制的主体只能是国家，而自主规制的主体主要依靠社会力量同时亦可包括国家;其次，在规制对象方面，行政规制针对的风险应属国家环境政策水平以内，而自主规制针对的应在国家环境政策水平之外且尚未达到剩余风险程度的环境风险;再次，在实施依据上，行政规制具有实体法上的依据并具有强制性，而自主规制没有直接的实体法依据，都是社会主体自主而为或协商确定，方式亦多种多样;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