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史学中介论.docVIP

第六章　史学中介论 “中介”是哲学范围内的重要范畴。从本体论角度看，它大致有三重含义：一是客观事物之间居间联系的环节，表示联系的间接性；二是对立双方作为居间联系的环节，在一定条件下可实现对立双方一定程度的融合，即“亦此亦彼”的特质；三是一事物内部对立面的中间环节，即“普遍联系”的观点。［１］具体到历史领域内，历史事物和现象大至国家、民族，小至家庭、个人，也都普遍存在着中介。它们表现在历史的整体结构中，各个不同的部分、层次之间，以及整体与各个部分、层次之间纵横交叉的连接点；或居于历史事物的对立面之中，是从对立双方的联系、冲突中分化出来的第三种要素；或者存在于复杂的历史因果关系中，发挥着调节因果关系的作用。［２］ 在认识论范围内，“中介”指处于认识活动中主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笔者在此处的“史学中介”，单指认识中介，而它又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史学认识中介，包括物质性（或称工具性）认识中介、精神性（或主体图式性）认识中介和客体反映性中介（即史料）三部分。［３］狭义史学认识中介单指史料，这已是理论界的共识。在笔者的理论体系中，“主体图式性中介”大致相当于前一章所论“主体意识结构”，而“工具性中介”主要是下一章的史学方法问题。因而，本章所论“史学中介”是狭义的，专指史料问题。 一、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史料是过去的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或信息载体），是史学认识的中介。可以说，它是史学界既爱又恨，既想挣脱她的纠缠，又不能不朝夕相伴的结发“赖婆娘”。兰克学派、实证主义史学视其为“梦中情人”、美丽的“白雪公主”，其痴迷程度甚至不亚于皮格马利翁。他们把史料这个“西湖”，比作历史原貌这个“西子”，梦寐以求，以为只要采用了“科学的考证方法”，“西湖”就会变成“西子”。然而，兰克学派的痴情和科学的方法，却遭到了惯于喜新厌旧的相对主义学派和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嘲弄。 相对主义学派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否认史料是客观历史本身，认为它是历史主体或史料制作者主观意志的产物。就文献史料来说，台湾学者王明珂先生指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以文字记录保存的‘史料’，只是这些‘过去事实’中很小的一部分。它们是一些被选择、组织，甚至被改变与虚构的‘过去’。因此一篇文字史料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客观事实’的载体；正确地说，它们是在人们各种主观情感、偏见，以及社会权力关系下的社会记忆产物。”［４］譬如档案，在兰克学派那里被认为是最少掺杂个人意志、最忠实于历史本身的史料，因而运用原始档案进行的历史研究被认为是最可靠的研究。但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则剖析了档案的形成过程：事件（活动）发生——当事人（或有关人）立即或事后记录——记录稿经过不同的人或机构修改——定稿——再修改——分类、封存——档案部门整理——对公众开放。每一环节都是由人操作的，都会在有意无意中把个人或机构的主观意念掺入其中。 不过，话又说回来，史料虽然很“丑陋”，但即使相对主义者也无法完全否定它的客观性，因而在他们的历史研究中也不能不朝夕相伴这个“赖婆娘”，无论他们运用什么新方法开辟出何种新史料，仍然不过是以一位“赖婆娘”代替另一位“赖婆娘”。这说明，史料在历史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和在历史认识中的中介作用是根本无法撼动和抹杀的。其具体理由是： 第一，如前一章所论，从史学认识的根本特点看，史学认识是一种三极思维活动，史学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时空异位与间隔，使主客体之间不能建立起直接的对象性关系，主体要想达到对客体的理解与把握，只能凭借史料作为认识中介。 第二，从原则上说，传统概念的科学都是实证科学，任何实证研究都必须遵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是一切实证研究的学术纪律。因为据波普尔的观点，实证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是归纳推理，而归纳推理的前提是要求有足够多的个别事实，只有如此，才能从个别中得出一般性结论，从而发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此，恩格斯说：“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１］毛泽东也曾要求研究工作“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２］作为实证的历史研究，当然也应遵守这一原则。任何历史结论，不管其如何高深莫测，都离不开对史料的分析与研究；一切史学著作，无论其体系与规模是何等博大与恢宏，其议论是多么精辟，也只有在大量的、可靠的史料基础上才能撰写出来。所以，史料数量的多少与质量的高低，直接制约着实证历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决定着史学认识的科学性水平和程度。在这方面，前人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司马迁撰《史记》，曾“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