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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法院的社会管理创新思考 本文从国家的产生及其功能、司法权的国家属性及其作用这一宏观视角出发，重新审视了司法权与社会管理的关系，认为司法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国家实施社会管理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在推进包括社会管理创新的三项重点工作中，人民法院可以有所作为而且责无旁贷。人民法院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必须正确界定自己的功能定位：解决矛盾纠纷，调控社会秩序；参与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实施司法审查，监督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机制，整合社会资源；制定司法政策，规制社会行为；加强司法调研，预警社会风险。当前，人民法院要进一步强化司法审判的延伸功能和服务功能，以执法办案为立足点，以能动司法为切入点，以司法为民为着力点，以自身管理为突破点，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总结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政法事业发展规律基础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政法工作的主要任务。在三项重点工作中，社会矛盾化解是人民法院自身的职责所在，是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基础工程；社会管理创新是人民法院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有效方式，是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主要载体；公正廉洁执法是对人民法院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根本保障。当前，如何根据社会转型时期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准确界定人民法院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的职能定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有效开展，是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思考的重大课题。 一、重新审视司法权与社会管理的关系 在传统意义上，司法权（狭义司法权即审判权）是指法院享有的对纠纷当事人的事实问题主张和法律问题主张依法进行判断，以维护法的价值的终局性权力。而社会管理一般认为是指国家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促进社会各种要素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的总和。 一般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司法权仅仅是一种判断权，并不直接参与社会管理；而狭义上的社会管理是政府行政职能的组成部分，与司法权似乎没有多大关联。但是，我们如果从国家的产生及其功能，从司法权的国家属性及其作用这一宏观视角进行观察，我们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司法权自诞生之日起就是国家实施社会管理最重要、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司法权与社会管理的关系可以追溯到国家的起源。根据恩格斯的国家学说，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的产生是基于社会管理的现实需要。在原始社会后期，生产力水平比以前有了显著提高，原先需要许多人共同完成的生产活动，这时已无必要，畜群分散给各个家庭去养，土地分配给各个家庭去耕，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逐渐代替了以氏族公社为单位的共同劳动。当个体劳动日益盛行后，生产资料也就相应地逐渐转归个体家庭私有。随着社会生产率不断提高，剩余产品开始产生，伴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发展，私人占有和阶级陆续出现，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整个社会逐渐分化成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他们之间的对立不但不能调和，反而日益尖锐化。为了使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一起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可控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国家产生以后，依赖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国家机器，成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早先国家的各种权力是聚合在一起的，没有明确的职能分工，共同行使对社会的管理职能，这是由当时农耕社会落后的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为防止国家管理权的恣意和无度，分权制衡成为客观需要。基于现代社会的构造特点，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构应运而生，它们分别以不同的方式履行各自对社会的管理职责。正是基于国家权力的分工及其不同的运行方式，后来才有了理论上不同权属的分野，将立法概括为决定权、行政概括为管理权、司法概括为判断权。其实，这种划分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而且主要是从不同国家权力的运行方式上描述权属性质，并不是绝对化的。国家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其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虽然各自履行不同职能，但它们都是国家管理的一个分支，本质上都具有社会管理方面的职能。 在现代社会，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自治功能得到强化，社会管理的主体也日益多元。广义的社会管理，不仅仅限于政府及其他国家机关的管理，还包括其他社会主体的管理，如各种行会、协会、中介等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甚至每个自然人都是自我管理的主体。 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必然导致社会管理方式日